当“幸福”成为2011年两会的流行语，“幸福指数”也正在步GDP后尘，被地方政府当作宣传政绩和领导能力的一项新指标。

　　可是，幸福究竟在哪里？

　　从某种程度上说，幸福其实是一种边际效益在某个特定时刻的最大化满足。所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幸福观。而民众是否幸福，说了算的不只是那些枯燥干瘪的“幸福指数”，而是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幸福是一种安稳平静的状态

　　【作者】仲大军 经济观察家

　　我们经过这些年发展之后，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了，所以当前基层群体弥漫着不幸福感

　　Q：你幸福吗？

　　A：现在幸福啊。

　　Q：幸福是什么？

　　A：不同行业、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释。青年人喜欢火热、浪漫、丰富的生活。我这样年纪的人就不追求刺激了，反而追求宁静的、和平的生活。幸福最好就是一种安稳的、平静的生活状态。

　　Q：你觉得怎样能获得幸福？

　　A：艰苦努力。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要勤奋，都要努力工作，努力创作，打造我们的物质基础，保障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使我们更具有幸福的经济基础；另一个就是要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比较均衡地惠及每个参与者，而不是穷的穷、富的富，有的人更多地占有了财产，有的人则处于被剥夺的状况。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曾经有外国学者说过，经济学是一个使人幸福的科学，我认为也可以这么说。因为经济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是一门能创造财富的科学。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可以更好地改善自己的人生。所以，从专门研究发展、研究如何增长这个角度说，经济学教会人们怎样更好地节省资源，怎样更好地创造效益，教会人们提高和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从而惠及生活。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经济思想和理论不一定有普遍性。对每个不同的国家，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实际中也应该不断借鉴，不断创造适合自己人民的经济学理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学习模仿照搬西方理论。现在西方理论有很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学习模仿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所见解，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有所创新。经济发展的科学性非常重要，搞不好就是浪费资源，导致影响到投资收益，因此，经济不要犯错误，犯了错误也就不会有幸福。换句话说，经济发展的科学性非常重要，经济活动必须要合理，才会幸福。

　　我注意到现在人们比较重视“幸福”这个概念，也在讨论“幸福指数”如何去反映人们的生活状态。按照我的理解，“幸福指数”最基础的就是对衣食住行的衡量。住房方面大家能住得宽敞一些，人均15平方米以上，到人均20平方米就算小康生活；收入和花销能保障基本生存，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文化消费，满足更多的接受教育需求。不匮乏、不紧张，那就是一个小康的幸福状态。

　　纵观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发展并不均衡。市场经济中，“能者”赚得多，下岗的人没有工作，没法赚钱，就吃不到、喝不到。如果社会保障不能够有力配合解决市场经济下的贫富差距，就会出现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而言，他们没有幸福。

　　这种群体有不少。比如农民工，一年辛苦到头，挣的钱却很少，社会收入极度的不平衡。从社会整体看，收入方面出现较大的不平衡、不均衡。企业高管拿得很多，普通员工很少，以致于很多青年80后90后买不起房，整天租房子，结不起婚。所以，当前基层群体弥漫着不幸福感。如果让我来判断，当前中国哪些群体幸福呢？也就是白领以上。

　　我最近最关注的话题就是如何保障社会公平公正，如何让社会收入更加合理分配。我们这些年发展之后，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了。当年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之初就不遗余力地拉开差距。但是30年了，拉过头了，过犹不及，矫枉过正也不好。由于种种分配的不均衡，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不均衡，富人消费外国的奢侈品，反而不拉动本国经济。穷人无力消费，所以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大众内需不足，奢侈消费火热。这种状态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所以，要发展国内经济，需要调整收入分配水平和差距，这会是今后“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一项。

　　现在，有一些问题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都反映出来了。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应当是平均工资的几分之几。目前，北京的最低工资是1000多一点，平均工资是4000元，仅是平均工资的1/4，而世界的平均水平大约是1/2这个比例，我们和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太大了。去年，我给刘植荣先生的《中国工资》一书写序，这本书研究比较了各国工资，点出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不合理的状态。他的这一研究如今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反映到总理的人大报告里。

　　因此我对解决问题的前景还是乐观的。我们所说的“幸福指数”有很多因素构成，只有找到问题原因，才能幸福。(本报记者 邓媛 采访/整理)

　　在北京生活，不是特别幸福

　　【作者】林雷(化名) 某大型投行副总裁

　　我要生存下去，就要接受国内的潜规则，但是我的内心还有梦，还有理想

　　Q：你幸福吗？

　　A：目前觉得，在北京生活，不是特别幸福。

　　Q：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A：对我来说，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我就会感到幸福很多。

　　Q：怎样实现幸福？

　　A：找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女孩结婚。前提是她要求没那么高，不虚荣、不物质，不过于现实。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你要采访一个白领？我觉得自己就是你要找的。我对白领的定义是，受过本科以上教育，工作地点在公司的办公室，不管是国企、民营还是外资，从事脑力劳动，对收入倒没有特别界定，因为白领的收入差别很大，少的2000多，多的几万都有。我现在每个月大概三四万，这和以前在日本企业工作时，基本持平。

　　大学本科我学的是国际贸易，毕业后去日本一家名校读了硕士。后来顺利地进入日本一家老牌证券公司工作了两三年，期间被派到中国工作过。结束驻外任期后，我回到公司，干脆利落地炒了老板的鱿鱼，收拾行李回国了。

　　我那时执意回国，一方面家人都在北京，另一方面，我本身还是比较喜欢中国吧，内心对中国的归属感更强。我觉得中国机会多，虽然风险大，但成长空间也大。我是有抱负的，我想过要改变中国。是海归，又有跨国公司工作经验，这些是我日后上升的资本。我一直在积累。可以说我是目标明确的人吧。

　　当然，我回国，也可以概括为想成家立业。具体来说，就是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让家人都开心，在一家大型公司做到中层。回到北京后，这些还没有一个实现的，都还在努力中。

　　在国外时，我觉得挺舒服的，关键是心理上轻松。回国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觉得心累，这种压力主要来自生存，譬如买房买车。按中国的老理儿，结婚要有新房。中国女孩子也大都是这么想的。在国外就不是，不一定买房才能结婚。日本女孩不会要的。

　　日本的社会保险体系比较健全，进公司之后基本终生雇佣，不用为自己今后养老考虑太多。国内则是合同制，养老体系也不健全。所以这方面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另外，幸福感还和整个社会生活环境有关。北京老这么堵车，还有那空气质量……各方面都和发达国家有一定差别。

　　在北京生活，心态，或者说幸福感很大程度受到房价的影响。我觉得在北京生活不是特别幸福。即便我家是北京的，加起来也有两套住房，但还是觉得生存压力比较大，生活成本太高。物价上涨水平与工资水平不成正比啊。物价、房价都非常高，尤其是房价。我算是挣得多的白领，但我都买不起房。

　　我想买哪儿的房？和你晒晒我的梦。北三环以内比较不错的房子，大概100-150㎡，够我今后的三口之家住就行。

　　我曾经用在海外攒的钱给父母买过一套房。买新房要一大笔钱，大概需要四五百万。但我的收入还达不到这个标准。为了今后结婚，我打算先卖一套旧房，再攒一笔，能付首付就行。大概两年之内吧。

　　驾照？暂时还没有。有了驾照再买车吧。我家的车现在是父母在开。未来我想买辆Q5，但是我觉得太贵了。

　　买房还是买车？二者只能选其一。

　　要说挣钱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我是做投行的，工作时间虽然不定时，但经常是早上8点左右工作，每天最早夜里12点才能睡。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撑不下去？撑不下去也得撑啊。毕竟在公司里真正干活的人少。这是潜规则，基本上不能改变。一个人没法去改变，除非你做到很高的位置。

　　和国内的同龄人比较时，我感觉压力更大。因为发现比自己强、比自己牛、比自己做得好的人有很多。我们公司背景是央企，算是国有控股的一家投资银行。我现在的职位是VP，就是副总裁，在国内算是很吃香的岗位了。我可是完全凭实力应聘进去的。但公司里也有走后门的。

　　我觉得工作氛围和日本有很大区别。在日本，大家每天都在工作，每个人都在各尽其责，有时可能效率不高，但是都是在做事。中国则不同，稍微是个小领导，就不干活。中国不干活的人很多。

　　总体来说，在国外，我较少去和身边的人比较。但在中国这样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就不一样。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大家都想着去比。人性也许就是这样。(本报记者 郭一娜 采访/整理)(实习生韩琨对此文亦有贡献)

　　幸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作者】虹影 著名作家、诗人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去一趟印度，他就会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肯定会对你将过什么样的生活重新做出一个选择

　　Q：你幸福吗？

　　A：在你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太幸福的，因为我没有看得见、握在手上的一种幸福。我把女儿视为幸福，但她现在在自己的房间里。其实我从开始到我临死，我想我都是处于两者之间：你可以说我是幸福的，也可以说我是不幸福的。

　　Q：幸福是什么？

　　A：幸福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你看见了一个你一直梦想的礼物，比如，突然有一天你看见了你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那一刹那你是幸福的，那是实实在在的。从来没有虚空地想像一个东西时，你感觉是幸福的。

　　Q：你觉得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A：幸福是没有止境的，要一直努力地创造，不能因为遇到困难而放弃，要有水滴石穿的精神。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从新年开始，我就一直参加各种作家节。2月份我去了印度10天，参加那里一年一度的文学节。

　　去了之后发现跟我在小说《阿难》里写的印度一样，所以很高兴。我发现，印度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和我们有些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跟中国内地一样，都是又脏又乱，也穷。但不同的是，我们这里看不见艺术，听不见音乐，看不见色彩，他们那里的任何一个地方，即使再穷，用最脏的水洗衣服，但是他们的穿着，他们衣服上的各种颜色，他们对音乐，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令我感动。我们也专门去看了一些贫民窟，我发现那些没有家的人整个精神状态是幸福和满足的。

　　可能因为他们有宗教，有信仰，他们对眼前的生活是满足的。他们内心有一个很强大的东西支撑着，哪怕再穷，哪怕再可怜，但是从他们的眼睛和言谈举止，你看不到穷和可怜。这是我们中国没有的，每个中国人都是不安的、不满足的、焦虑的、嫉妒的，很少看见是幸福的。我们是没有信仰的，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永远没满足，富有的人还想更富，这个很可怕。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去一趟印度，他就会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肯定会对你将过什么样的生活重新做出一个选择。|

　　印度改变了我对生命、生活的看法。我觉得过去的人生犯过很多的错误，我以后的生活应该更自然、更随意、更没有目的。现在我对眼前的每一点快乐都很珍惜。如果你的心到了，你就没有更多的痛苦了，你就很满足，比如说你一天有三顿饭吃，有书看，身边有很好的朋友，有个很好的家，我觉得人生就是如此，就已经够了。

　　其实，没有去印度之前，在我有了女儿之后，相比之前在《饥饿的女儿》中的那段岁月，我的生活就已经比较安定了。以前我不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好像一个浮萍和蒲公英一样，飘到英国也可以，飘到印度也可以，飘到南美洲、非洲都无所谓。我没有看见一个需要我在的地方，而现在我发现，我可以有一个地方定下来，那就是，我女儿在什么地方我就在什么地方——北京，我特别喜欢北京。不过，每年也会固定三四个月呆在欧洲。

　　我在英国呆过很长时间，现在也常去意大利，我在那儿感受到的文化氛围跟中国很不一样。特别是意大利，文化传统保留得原汁原味。你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城堡，中世纪的各种节日也都会在每年夏天举行，但是在我们中国都给毁掉了。文化氛围上，意大利比英国都要好得多。我们住在英国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很孤独，但我住在意大利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意大利人跟中国人一样，都非常好客，意大利人真的喜欢家庭和朋友，他们待人很真诚。比如到餐馆吃饭，意大利人会抢着付单。意大利的文化圈子，哪怕你不会意大利语，你也可以进去。

　　明年伦敦书展的官方主办国是中国，但这却让我感到了自己身份的尴尬。我什么都不是，中国官方把我当成一个非中国人的作家，当成海外华人作家，但在英国，我被看作少数民族作家，而现在我又不住在英国了。我在中间地带，有很大一批人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虽然可以穿梭在两种文化之间，但其实身份比较尴尬。这也是我现在不幸福的一个来源。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我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文化的、社会的……很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是几千年来留下来的问题。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一些事情，而我的职业刚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比如说《阿难》这本书，就表达了一些。其中对贫富的区分，对信仰的追求，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或者爱情和婚姻，以及如何回顾历史，在我的书里面，这本书是涉及这些问题最全的。

　　现在我偏向于安定，就好像一个人尘埃落定了的一种状态。你可以说我很幸福，也可以说我不幸福。我幸福是因为我看见我生活的本质——我要求的并不多，从我出生到现在我已经够幸运的了，我应该归于幸福。我不幸福是因为我看见很多的问题，而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比如，每次我回到我的家乡，我看到那整条街还跟以前一样，那三个厕所还是公共厕所，很多人还是住不起房子。你只要是一打开报纸或网络，就会看见很多问题。我对自己的生活和写作，也不会是百分之百的满意，因为我们有不满足，因为我们有不幸福的感觉，所以我们才会继续往前去寻找幸福。

　　而我幸福的来源就是那一刹那——你心灵有一种火花，砰砰一跳，其实幸福不会保持很长，就像爱情一样短暂，就像一颗流星一刹那飘过你的心里。我碰到一个说很喜欢我书的人，那一刹那我很幸福。我一看见我女儿我就觉得幸福，她朝我笑、对我说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当我抱着她的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最幸福的。

　　我想我是有信仰的。第一，我相信心里面有一个神，不管这个神是中国的佛，还是西方的上帝，我相信。第二，我相信善的力量，相信善可以战胜邪恶，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永远也做不了很狠的事。第三，我相信奇迹的发生，所以我永远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改变的。(本报记者 陈雪莲 实习记者 陶虹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