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这位从北京亚运会、北京奥运会等大型活动中一路走过来的著名制作人，在广州再次与亚运重逢，出任亚运会开闭幕式制作总监。

　　这一次，他感受最深的是，“增强的国力、飞速发展的技术，给艺术家们插上了创作的翅膀；正是通过他们创造性的工作，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

　　在这两届亚运会相隔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出现加速转型迹象。1992年初，已至暮年的邓小平考察南方，要求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他以自己生命力的最后爆发，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入市场经济轨道，亚洲与世界的经济格局因此发生巨变。

　　二战之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力量的崛起，深刻影响了世界。1980年代，日本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实力的经济，有能力和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内纵横驰骋。19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香港地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亚洲四小龙”所代表的“东亚模式”引起世界关注。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各大经济体遭到重创，而中国逆势而上，通过住房私有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拉动内需，创造了持续至今的高增长奇迹。

　　中国的崛起使多元的亚洲更加丰富。在这一过程中，与巨大的社会转型相伴，中国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他们已能够买下自己居住的房屋，并自愿地进行市场交易；他们的权利在自己拥有的屋檐下成长，推动新中国第一部《物权法》在2007年施行；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为中国人提供了最多的就业，还包括“跳槽”的自由。

　　人权的进步从来不是孤立地存在，它会带来最为真实的经济增长——过去20年中国的崛起，书写的就是这样一部传奇。这是中国能够与亚洲和世界分享的故事，也是中国继续前进的力量之源。□(文/王军)

　　《瞭望》文章：潮涌珠江

　　亚运会“潮流”火炬设计者表示，不但11级大风都吹不灭“潮流”，而且暴雨都无法浇灭它。“就算拿一盆水去泼，都泼不灭！”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与20年前中国首次举办的北京亚运会相比，人们以平静的心态看待第16届亚洲运动会。

　　在北京奥运会上名列金牌榜第一的中国体育军团没有确定本届亚运会具体的金牌目标，这一消息并未引起热情的中国体育迷们的异议。另一则来自人民网的消息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近半数的北京奥运会冠军因退役与伤病，没有参加本届亚运会。对此，舆论依然平静，有人认为，这表明中国体育在回归它的本义。

　　此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连续7届亚运会名列金牌榜第一。本届亚运会，日本派出了由1081人组成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体育代表团，但他们的目标是与韩国争夺第二。

　　日本运动员福原爱日前在东京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她半开玩笑地对中国记者说，此前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日语已说得很不利索，还是说汉语比较好。

　　福原爱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东北普通话，这源自她在中国东北打球的经历。她把广州视为她的“主场”，这位圆脸宠的运动员曾两次代表广东队打过中国的乒乓球超级联赛。

　　日益增多的外国居民反映了广州这座中国经济总量排名第三的城市再次国际化的过程。

　　广州有着悠久的对外交往史。秦汉至唐代，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与海外交往频繁。中国的丝织品、瓷器、铁器、纸张、金银等以广州为启航站运往海外。历经各朝，广州皆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著名的贸易大港。

　　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对于这扇中国的“南风窗”，没有任何地域的中国人比广东人更敏感于西方的国富兵强。

　　1840年鸦片战争在广东打响。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1911年民主革命领导人孙中山祖籍广东，他后来在广州建立了国民政府。毛泽东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那里开始构想中国革命的方略。

　　2006年7月16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西尔维娅乘大型仿古船“哥德堡号”缓缓驶入广州南沙客运港。

　　“哥德堡号”的归来被当地媒体认为具有象征意义，人们认为它预示着广州将重温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荣耀。

　　2010年，广州人有了新的城市标志。一座高达600米的新电视塔“广州塔”，坐落于城市的新中轴线上。在落成之际，它成为世界第一高塔。

　　广州人亲切地把它称为——“小蛮腰”。它所采用的钢材有65万吨，这相当于65个埃菲尔铁塔的用钢量。

　　亚运前夕，广州人还惊异于城市面貌的变化。家住广州西关的陈伯参加了旅行社举办的“新广州一日游”。像一位外地游客一样，去游览自己居住的城市。

　　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解释了广州亚运会的资金投入。亚运会本身投入为136亿元人民币。另外1090亿元是自2005年来的6年里，投入于广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举办亚运会是广州重大的历史机遇，将造就一个新广州。”广州市市长万庆良评价。据专家估算，亚运会的举办，使广州的城市建设提速5年至10年。

　　潮流所向

　　11月10日上午，在广州亚运帷幕即将拉开之际，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在发布会上说，广州亚运会经过6年多的筹备，目前已经全面就绪。53个竞赛场馆、17个独立训练场馆已于11月5日起对各代表团开放训练。

　　广州已经准备好了。这和20年前北京亚运会的筹备有着不同。

　　1990年亚运会前，北京亚运会工程总指挥、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向公众承诺，“如果亚运会工程不能如期完工，我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中心顶楼跳下去！”

　　中国体育界资深人士魏纪中为此感慨，“那时候北京其实还没有准备好。”

　　1988年12月，伍绍祖突然接到任命，由国防科工委调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上任时，中央财政每年拨给体育部门2亿多元，这笔钱相当于给全体中国人每人买一根冰棍。举办亚运会，一共花费了21.37亿元，当时中央财政给了8.5亿元。

　　江苏盐城的小学生颜海霞第一个给亚运会捐款。她把父母给的零花钱一元六角捐给了亚运会集资部，一时成了中国上下学习的榜样。

　　为亚运捐款很快成为一个热潮，从1987年到1990年，大概有几千万人次参加了捐赠，北京亚组委收到全国捐款共计2.7亿元。

　　国家体委还以运营亚运会广告、发行体育奖券筹资。其中发行奖券对亚运会直接贡献了1.3亿元。这之后的资金缺口还要以银行贷款、北京市财政借款、国家体委和北京各区县的投入来弥补。

　　筹办资金来之不易，这是全国人民积攒起来的血汗钱。为此，当时的亚组委提出了“节约办亚运”的口号。亚组委官员做制服，100多块钱一套，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全部自己出钱，司局级干部自己出一半。

　　1990年9月22日下午，一曲《亚洲雄风》唱响中国大地，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开幕。当日，为中国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的许海峰高擎亚运会火炬，在前女排队员张蓉芳及跳水冠军高敏的护卫下，点燃了亚运圣火。

　　经过14天的激烈竞赛，中国健儿获183枚金牌、107枚银牌和51枚铜牌，第三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的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时值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

　　当时有人提出凡事都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作为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三资企业最集中的广东承受了巨大压力。据当时的广东省领导干部回忆，1990年、1991年去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广东团的人都不敢抬头。

　　1990年6月，在顺德万家乐公司，一位北京来的部门领导问一位25岁的工人：“你认为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你们愿意走资本主义还是愿意走社会主义？”

　　这位工人回答：“那就看你们上面对目前广东的做法是怎么看的了。如果认为目前广东的做法是社会主义的，那我认为社会主义好，我愿意走这样的社会主义；如果认为目前广东的做法是资本主义的，那我认为资本主义好，我愿意走这样的资本主义！”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在现场听到这位年轻人的回答，激动得一夜未眠，他明了人民的希望就是历史的潮流所向。

　　“你们要搞快一点”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来到深圳。这时，他已经辞去所有职务。南下之前，多年身穿中山装的邓小平，突然要求家人为他买一件夹克衫，说是要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相匹配。邓小平把夹克衫换上后说，他从来没有穿过这么舒服的衣服。

　　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诞生了。

　　1992年1月19日上午，邓小平乘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

　　在那篇著名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中，有这样的记述：“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不一会，邓小平同志出现了！”

　　当天，在桂园迎宾馆内散步时，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向邓小平提起他在1984年1月26日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此后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1992年1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登上了53楼的旋转餐厅，深圳国贸大厦有160米高。当年的建设者在建到25层以上时，三天建设一层楼，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

　　邓小平在这里俯瞰远眺，一座座高楼鳞次栉比。国贸大厦旁边的国商大厦，已不是深圳的最高建筑。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曾经登上国商大厦的楼顶。

　　据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回忆，在国贸大厦53层的旋转餐厅，邓小平对大家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邓小平离开深圳时，还发生了这样的一幕：邓小平下车向蛇口港码头走去，他走了几步后突然转身向李灏走来，响亮地说道：“你们要搞快一点。”

　　珠三角转型

　　1992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关键一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掀起中国发展与改革的新高潮。

　　1992年4月23日，在北京紧临长安街的王府井南口，全球营业面积最大的麦当劳店开业了。第一天，就有1万多人光顾了这家洋快餐厅。这一年来自台湾的快餐面企业“康师傅”落户天津。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受益于改革开放，广东由昔日以农业为主的边陲落后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到2006年，广东经济总量已连续18年居中国第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广东经济总量1998年超过新加坡，2003年超过香港，2006年超过台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发展从局部试验向普遍改革推进。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全中国的要求。《广东发展模式》一书认为，“这意味着，包括深圳等经济特区在内的广东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得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或窗口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

　　这一结论却并不为一位来自重庆的官员认同。2007年12月，汪洋由重庆转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就对广东的干部们说：“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在他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汪洋多次提到“解放思想”，他说，回想当年，广东能产生经济特区，就是广东解放思想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时期，广东还能不能“特”，关键看自己。“广东的‘特’，从来都是靠广东人自己创出来的。如果现在的广东不能‘特’，缺少‘特’，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

　　他激励广东干部应重拾“杀开一条血路”的改革气魄。

　　在汪洋来到广东的当月，《2007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摆在他的桌前，报告提出：改革开放30年，广东已经形成了惯性。这种固守产业链低端，以出口为导向的“三来一补”加工产业，使得广东看起来像个流大汗、挣小钱的“超级打工仔”。

　　中国改革30年，为“中国制造”奠定了全球竞争力的珠三角地区，在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资源失衡的多重压力下，被逼上产业升级的转折点。

　　汪洋的对策是：“双转移”、“腾笼换鸟”，就是将珠江三角洲的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力转移至粤东、粤西、粤北，把高端技术产业引入到珠江三角洲。

　　2008年3月底，汪洋突访东莞。他对东莞镇以上全体干部说，东莞必须将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他还说：“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全球金融危机，使广东成为重灾区。东莞的一位干部表示汪书记的话应验了。对于东莞的困难，汪洋提出：“政府不救落后的生产力”，这曾引来争议。当改革遭到质疑的时候，他强硬地表示：“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

　　2009年，深圳华为公司合同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在同一城市，还有大唐、中兴、巨龙等高新技术企业。一所新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也在深圳创立。

　　与香港一关之隔的深圳，在一个叫“前海”的地方进行着新的改革尝试。当地决策者希望借助“香港的政策+深圳的土地”这样一种模式，将该地建设成为现代金融服务业的中心。

　　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国务院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将珠三角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为珠三角定位指明方向：“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深化改革先行区、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

　　泼不灭的“潮流”

　　亚运会的“潮流”火炬完成了在北京、哈尔滨、长春及广东省内20个城市的传递，11月5日回到广州。11月9日上午，34岁的西藏大学教师达娃央宗接过第207棒“潮流”，向着位于广州市区的传递终点跑去。

　　20年前，14岁的达娃央宗在念青唐古拉山下，点燃了北京亚运会的第一支圣火炬。20年后，她再一次举起了亚运圣火。她说，“我又一次想起20年前采集北京亚运火种的那一刻，那种紧张下的加速心跳又一次撞击我的心灵。”

　　“潮流”一词的中“潮”字发端于粤港；涨潮在民间有“发财、兴旺发达”之意，“潮流”火炬寄托了广东人务实、弄潮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独特岭南文化精神。

　　“潮流”火炬设计者之一的任国周表示，不但11级大风都吹不灭“潮流”，而且暴雨都无法浇灭它。他还宣称，“就算拿一盆水去泼，都泼不灭！”

　　2010年8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深圳博物馆参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大型展览。

　　在展览大厅里，温家宝俯下身为邓小平铜像献上了一束鲜花。随后，温家宝走进展厅参观，不时驻足停留。2010年是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温家宝说，没有小平同志，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的今天，就没有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着更加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1978年，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选为年度人物，称他是“新中国的梦想家”。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梦想，就是中国人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这个梦想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共和，再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从北京亚运会、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再到广州亚运会，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延伸。

二十载体育的中国镜像

　　站在“十二五”的历史拐点，我们或许能从这两次亚运之间的中国体育，管窥中国风云激荡的20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鹏

　　小组赛球门被日本队洞穿3次，出征广州亚运会的国奥队率先亮相就在强大的助威声浪中“演砸了”，赛后，浪费了两次绝佳机会的小个子前锋王云龙面色凝重：“我们和日本队确实有差距”

　　好在，习惯失败的中国足球早就不再让人“出离愤怒”，时值足坛反赌扫黑风暴接近尾声，这场36年以来的亚运首战惨败不过是给中国足球再添一道伤疤而已。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中国男足5:1横扫新加坡迎来开门红，顺利晋级淘汰赛却败在被视为鱼腩的泰国队脚下。除跻身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足球哪儿有拿得出手的战绩？亚运会的最佳战绩在1994年获得，戚务生率队拿到银牌，可随后就在世界杯十强赛上被淘汰出局

　　1990-2010年，亚运轮回20年间，中国足球牵动世人太多心绪。

　　中国体育与在改革洪流中搏击的中国亦步亦趋。创造世界体坛“中国奇迹”之后，如何改革举国体制、发展群众体育，已是中国体育面临的深层次课题。

　　中国体育堪称中国过去20年历程的奇异镜像，它给予观者无限遐思却不乏切肤之痛。站在“十二五”的历史拐点，我们或许能从这两次亚运之间的中国体育，管窥中国风云激荡的20年。

　　“亚洲雄风”唱响中国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当年的刘欢还是初出茅庐的壮小伙，和韦唯一起演唱《亚洲雄风》让他红遍全国。

　　体型壮硕的刘欢用他的高亢嗓门喊出的不仅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好歌，更是中国改革开放12载的豪迈之情。很多人对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记忆犹新：到处是憨态可掬的“熊猫盼盼”，大街小巷彩旗飘飞，歌声阵阵。

　　那是一届成功的亚运会，中国军团一扫汉城奥运会仅获5金的阴霾，636名运动员参加全部27个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比赛，勇夺183金，奖牌总数341枚，远超日、韩，雄居亚洲第一。

　　此前，一批亚运配套工程纷纷上马，北四环大部分路段建成，首条环城快速路二环路加快建设步伐——这样的规模虽无法与后来的北京奥运会相提并论，但已是1958年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之后的最大手笔。

　　“都说外国的月亮圆，我看中国的月亮也很圆嘛！”邓小平视察亚运场馆时幽默道。

　　中国军团在这届亚运会上的竞技优势，迅速为国人注入强大信心，这也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以举国体制为根基换来的真实的民族自豪感，它以其特殊的方式融入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的血液之中。

　　当年的中国体育掌门人伍绍祖多年后仍对一则趣事津津乐道：两个年轻人无意撞上，剑拔弩张之际，其中一人说，小子，今天不跟你吵，办亚运会呢！顿时释怀。

　　正是借亚运会东风，中央高层当即拍板启动申奥，剑指2000年奥运会，不料3年后以一票之差抱憾蒙特卡洛。

　　那届亚运会的会歌、吉祥物和金牌的影响力空前而持久，间接而微妙地为此后中国改革往何处去的讨论设下基调。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为中国改革指明方向，中共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提速。

　　1994年中国的财税改革进入闯关阶段，汇率双轨制取消，分税制实行；同年，中国体坛最具标志意义的大事件发生了——中国足球首次冲出“举国体制”的专业化轨道，以半官半企为特征的“职业化”甲A联赛正式拉开大幕，民间资本以空前的激情和能量进入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的春天仿佛唾手可得。据统计，头5年甲A市值达到1000万元，后5年就跃升到了1个亿。

　　原云南红塔队主力前锋常辉回忆当年的情形仍有做梦的感觉，“我刚从八一队出来，在深圳打上乙级联赛，工资噌噌就涨了，原来就100多元，这一下子就3500多元了，脑子里犯晕，哪儿见过那么多钱啊！”

　　1994年中国军团以126枚金牌的战绩，在日本广岛亚运会上捍卫了亚洲霸主地位，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亚洲雄风”，戚务生率领的中国男足一路杀入决赛收获银牌，追平中国男足在亚洲战事中的最佳战绩。

　　常辉说，“那几年全社会埋头搞经济，发展很快，足球观众极其狂热，我们踢球的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整个儿都有点飘，有点懵。”

　　迅速爆热的“职业化”难免出现泡沫，球员动辄数十万元的奖金和当时城市居民的月薪差异巨大。彼时，中国经济和中国足球一样一路向前冲，很快显出吊诡的一面：拥有天价高薪运动员的中国足球再次折戟世界杯十强赛，海南的房地产贱价处理也没人搭理；“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迫使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及至1995年中央“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的提出与1996年经济软着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达到目的。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经济的抗压力——中国政府以扩大内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等重大决策，使中国经济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冲击。

　　在中国经济激战正酣的1998年，中国足球的上座率颇为惊人，甲A联赛场均2.79万观众，一举超过1994年。

　　2000年，作为21世纪的全新开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悉尼奥运赛场勇夺28金，列奖牌榜第三，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样是这一年，一个叫米卢蒂诺维奇的前南斯拉夫老头“背着个包就来到了中国”，正式接过中国队教鞭。在年初昆明海埂基地的鹅毛大雪中，他将看门人的扫帚一把夺下，像模像样扫了扫雪，认认真真秀了一把。“态度决定一切。”他说，“我会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

　　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3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出现重大转机，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

　　过去十年的历程表明，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那首激情澎湃的《亚洲雄风》，真实传达了中国的心声，并不虚妄，也无需怀疑。

　　迈向奥运的大国身影

　　米卢蒂诺维奇没有说谎。2001年秋天，他率领的中国男足终于杀出亚洲十强重围登陆韩日世界杯。是年10月7日之夜，当于根伟打入那粒决定性进球之后，在昆明，很多人跑上大街欢呼，通宵聚集在广场痛饮、歌唱。

　　中国足球职业化7年之后终于得偿夙愿，但谁又能料到，日韩世界杯赛场上，米卢的“态度决定一切”彻底失灵，中国球员根本搞不定球门，三战皆墨，无一粒进球。

　　前锋郝海东回忆当时情形不胜嘘唏：中国队刚进世界杯，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失败是必须交的学费。

　　米卢在远离中国足球是非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这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足球能像乒乓球一样普及，肯定有希望。但这之后，中国足协为了世界杯不惜腰斩联赛，出现种种急功近利的行为，中国足球在2003年之后自尝苦果，无数家长和孩子抛弃了足球，因为它无法保障将来的衣食，幼年的急剧投入换来的只有伤病和生存技能的严重欠缺。中国其余门类的竞技体育之惑也相继进入视野：体操天才桑兰的截瘫、高山滑雪四冠王赵永华的病痛、羽球天王孙俊的伤别

　　以唯一的市场化项目足球为首，中国体育正在向人们展示它无限风光背后的另一面，专业或职业、举国体制或市场机制，引起广泛思考。

　　2003年之后的足球看台空空如也，安保人数竟超过球迷人数。

　　2004年甲A套上“中超”马甲，这也提不起球迷的兴致。这时，更不职业的篮球后来居上，照搬NBA模式、制度建设更趋理性完善的CBA抢走大批青少年，姚明、王治郅等人的NBA经历成为难以复制的亚洲传奇。

　　这一年发生关于中国改革的大讨论，改革的方向、路径与目标，再次成为焦点。中国并未因此而放慢改革开放步伐。

　　2002-200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平均增幅达到31.5%，总额由6208亿美元发展到11548亿美元，进出口额全面大幅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吸引外资第一大国及全球国际贸易增量乃至全球贸易总量的重要推手。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狂揽32金，再创历史最佳。此时，国人对奥运金牌已经不如当年狂热，奥运金牌得主远不如娱乐明星让人“牵肠挂肚”，更不如1990年亚运会上邓亚萍的奋力厮杀让人铭心刻骨。

　　经历一系列改革，中国的社会经济步入矛盾多发的阶段。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93年的0.407上升到2004年的0.47，接近拉美地区水平。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持续加大，对环境、能源的掠夺性消耗有增无减。公共服务出现短缺，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城镇化的“大跃进”导致新一轮圈地热，引发严重的拆迁征地矛盾。如何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深入，成为绕不开的课题。

　　2006年，韩晓鹏在都灵冬奥会上，以完美的两跳夺得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金牌，实现冬奥会雪上项目零的突破；7月，刘翔在瑞士洛桑田径大奖赛上以12秒88的成绩改写了沉睡13年的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10月，张楠、程菲领衔的中国女子体操队在丹麦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夺冠，这是中国体操队成立53年来获得的第一个女团世界冠军；年底的多哈亚运会上，中国军团以165枚金牌再登金牌榜首位，这也是中国24年来在亚运会金牌榜上连续第七次称雄。

　　举国上下都在期盼2008年，中国——这个不断应对各种挑战，不断实现自身变革的发展中大国，需要一届世界级体育盛会向全球传递真实的信息。奥运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奥运。

　　后奥运的光荣与梦想

　　2008年初，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遭遇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紧接着，拉萨发生“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

　　灾难没让中国人低头，它让中国人心中的爱更加火热，也给外界客观审视和评价中国提供了新视角。

　　8月北京的奥运盛会，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勃勃生机。中国体育代表团以51金、21银、28铜的战绩，荣登金牌榜首。中国体育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的一切努力也抵达顶点——众多项目全面开花，掀起空前的民族自信心。

　　北京奥运会的内涵远远超过18年前的“亚洲雄风”，从《我和你》以及《北京欢迎你》的歌声中不难体味，当年英气勃发的“雄风”已经因为经济的成长，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内敛沉稳。改革开放带给这个古老国度的巨大变化，远非一流的现代化设施所能概括，不少外媒评价：中国正走向成熟。

　　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男足小组赛仅平一场，女足铩羽前八，老帅商瑞华忧伤地抚摸着额头上的皱纹说，由于足球人口、青少年培养状况的急剧下滑，中国女足已沦为亚洲二流，“我非常羡慕日本女足，她们从小到大，就坚持技术流，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奥运会赛场上，中国足协掌门人谢亚龙频频遭到全场球迷震耳欲聋的下课声。中国足协亦官亦商的身份，代表了中国多个领域亟待革除的体制弊端。

　　奥运赛场上的夺金热潮平息之后，人们再次将目光对准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下的种种不足：伤病缠身、保障缺失、工作机会太少、薪酬待遇过低；残酷的竞技体育金字塔尖背后，是更多的体育运动远离大众、群众体育的极欠发达。

　　据了解，产生一个奥运冠军需投入四五百万元，中国奥运代表团400名运动员总投入约达16亿至20亿元，折算入32枚金牌，一枚金牌成本高达五六千万元。与此对照，中国的体育人口比例仅为33.9%，且中老年人偏多；政府对公共体育设施的投入短缺，如何审视、聆听后奥运时代的民众体育心声变得日益迫切。

　　尽管有诸多困惑和不足，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却举世瞩目：十几亿人口摆脱贫困、告别温饱，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持续30年年均9.8%的世界奇迹，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GDP总量在世界各国的排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第10上升到今年的第2位，中国商品遍布全球，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正在成为资源配置主体，面向全球的开放型经济初步建立；由于贸易壁垒的打破与加工经济的形成，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我本来带了些巴西食物过来，担心中国没有。”北京奥运会上，一位巴西记者对本刊记者说，“结果发现，我要的东西北京一样不缺！”

　　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正在努力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思路中走出来，更加重视科学发展与和谐理念。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表示，面对当今中国崛起进程中的诸多困境，出路依然只有一条：继续奋力改革开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法治为基础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要拿出更大勇气“闯关”，后退绝无出路。

　　2009年末，一场足坛反赌扫黑风暴终于呼啸而来，尤可为等身陷囹圄之后，南勇、杨一民、谢亚龙等中国足协高层先后落网，也向世界传递了明确的信息——中国足球的变革终于到来了。

　　中国足球面对的问题依然是如何更加彻底地市场化，如何在尊重投资人热情的前提下，稳步开拓各级联赛的成长空间。

　　2010年11月，上海世博盛会的美妙气息尚未消散，广州亚运会隆重登场了，没人质疑中国军团将继续领跑亚洲，唯一的悬念是，将以多少枚金牌收官，又将在亚运赛场上展示哪些骄人的中国元素和中国风范？

　　从1990年到2010年，20载风雨兼程让中国人更加从容自信。

　　中国男足又亮相了，首轮战败之后，次战吉尔吉斯斯坦，在最后时刻反败为胜，小伙子们精神不灭——希望，从来不曾丢失；球迷也从未远离，他们的激情和失落、光荣与梦想永远如影随形。□

　　《瞭望》文章：亚运活力来自多元文化

　　亚运会之所以这样有魅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亚运会尊重多元文化，并由多元文化所推动

　　文/凌寒

　　11月12日，中国第二次承办的第16届亚运会在广州开幕了。正如中国举办任何大型活动都有鲜明的理念一样，这次亚运会的理念是“激情盛会、和谐亚洲”。实际上，这个理念既表达了广州人民，也表达了全中国人民对亚运会的期待、对亚洲的期待，同时还道出了亚运会的本质特点，即：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盛会，这种活力来自于和谐，来自于多种文化的凝聚。

　　亚运会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地区性运动会。世界上有各种类型、名目繁多的大型运动会，如奥林匹克运动会、非洲运动会、泛美运动会、英联邦运动会、泛阿拉伯运动会和地中海国家运动会等。在这些运动会中，除世界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外，其他地区性的运动会中最为有活力的运动会当属亚运会。

　　亚运会，是亚洲运动会的简称，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运动会相比，亚运会表现出许多突出的特点：一是连续而没有中断。本来第一届亚运会初定于1950年举行，后因主办国印度在筹备方面的原因而推迟到1951年举行。除这一特殊情况外，从1954年第二届亚运会开始，亚运会每四年举行一次，从没有间断过；二是参赛代表队多。从第一届亚运会开始，亚洲国家对亚运会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积极参加亚运会。这次参加亚运会的代表队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几乎亚洲所有的国家与地区都派出了代表队参赛；三是参赛人员多。从第一届亚运会参赛有500人开始，参加亚运会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次亚运会参加的运动员人数预计要超过9700多人；四是比赛项目多。这次比赛项目有42个大项，56个分项，463个小项，几乎将亚洲各国有特色的体育项目全部吸收进来。还有一个让人回味的特点是，亚运会举办地的足迹先后抵达过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东等地，几乎走遍亚洲各个地区，亚运精神鼓舞着亚洲人民。

　　亚运会之所以这样有魅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亚运会尊重多元文化，并由多元文化所推动。首先，亚洲是一个多元文化之地。一方面，世界公认的“四大古文明”，亚洲就拥有三个，分别为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这三个古代文明各自具有不同的文明内涵。这是亚洲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亚洲是一个多民族生活的地区。这些民族生活的地区又具有各自地理特点，各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质，这使亚洲文化呈现出多元性。

　　人们都不会忘记，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于1955年在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亚非会议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除日本外，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长期处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控制之下，先后通过革命、战争、起义和抗争等形式，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垄断和控制，取得了民族的独立。但是，殖民主义在亚非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这些新兴国家不仅要求政治上独立，同时也要求经济上独立。这就导致参加万隆会议的亚非各国拥有不同的想法。为了保障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即亚非国家不要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分裂，要针对各国遭遇和面临的问题相同这样一个现实，加强合作，相互交流，共同探讨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道路。最后，各国在“求同存异”共识之下，使万隆会议取得了成功。

　　本届亚运会召开前，广州亚组委与亚奥理事会合作，组织了以仿古船“阔阔真公主号”为首的船队和以赞助商为主的车队，分别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访问亚洲各地的文化展示活动，足迹达亚洲的37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活动，既向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传递了极富魅力的中国文化，也向亚洲人民展示了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在比赛的项目设置上，亚运会组委会既展示了主办国的民族传统，也体现了亚洲各国的民族特色。如这次亚运会在比赛项目设置上，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如赛龙舟，也有极具亚洲特色的项目，如东北亚地区的空手道、南亚地区的卡巴迪、东南亚地区的藤球和中西亚地区的马术等。

　　亚运会的魅力还在于它能够让多元文化发扬光大。历届亚运会举办国都不断挖掘本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同时也吸收亚洲其他国家的体育项目。通过这种形式，亚洲多元文化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国的和谐理念将更加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

　　广州亚运会是诠释“和谐世界”内涵的最好音符。通过亚洲各国人民的努力，本届亚运会必将成为亚洲多元文化交流的盛会，必将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