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的西南大旱，再至接踵而至的旱涝并举，今年以来，水一再考验着中国这一有着数千年治水历史的国度。这也是10年以来，国人对水利事业最关注的一年。

　　如何治水，使其利得以尽显，害得以力避，当是“水利”的最高要求。但是，在水资源越来越宝贵的当下，在某些流域已现抢水端倪的今天，水利事业的成败，已无法回避地区间利益平衡的问题。

　　入夏，《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经由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沿途北上，经由江苏、安徽、山东、天津、北京等地，对南水北调工程进行了长达一月的采访。这是今年以来本刊记者对南水北调的第二次长线走访。

　　一路走来，各种利益“博弈”随处可见，如影随形。

　　这种利益博弈，首先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对于地方来说，由于需承担治污、征迁、建设等诸多艰巨任务，总希望中央能够多一些经济补偿或政策扶持；对于中央来说，需要严格控制投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二者就此拉锯。正如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基尧在今年2月首次接受本刊采访时所说，中央对某个治污项目的具体出资，并没有公式可以计算，实际上是一个协调的结果。

　　但是，何谓中央利益？对中国而言，党和国家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广大”，既指某一地方的人民，又不仅仅是。

　　因此，当一个地方代表当地群众争取过高的补偿和扶持时，实际上是对其他地方群众利益的侵占。看似为民请命的举动，却可能造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公平。

　　博弈还表现在行业之间的协调上。如征迁，由于国有企业多实行条条管理，而地方政府则是块块管理，因此，当征迁遭遇电力、通信等单位时，往往协调难度较大。而且，从成本出发，此类行业的补偿要求往往较高。如环保，虽然环保部门对东线治污承担着“统一监督”的职责，但是，“统一监督”对企业、污染单位尚可，对部门之间就难了。缘于此，环保的执法力量显得相对有限。

　　博弈之中，看似受益或受损明显。但细究起来，看似利益受损方的东线调水区也会受益，比如向苏北供水以及具防洪功能的补偿工程；作为受益方的北方受水区，也承担着繁重的治污任务。

　　或许，每个人都是受益者，每个人又都是利益的受损者。东线利益博弈的复杂性，即在于此。

　　而如果将这一浩大工程放诸历史长河中观察，民众、政府、企业，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似乎都宜“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不仅因为南水北调工程被定位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更因为每个涉利主体都无法独自把握自己的利益。这种无把握，反过来要求各方找到能“共同把握的最大公约数”。

　　这需要在法治化的道路上继续探索，通过法定的调节机制进行调整。如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中立的补偿评估机制、法定时效制度等，最大程度地减少补偿中存在的一些随意性现象，充分保障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合理的补偿。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具公平内涵的体制，以及严格的执行力。“漫天要价”和“讨价还价”，只能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难以开出公平的花朵。□

　　(文/张辉)

　　《瞭望》文章：东线征迁群描图

　　南水北调征迁像一面镜子，集中折射了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特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徐州市南水北调截污导流工程建设处的一位工作人员，一听到手机响，心里就犯嘀咕：是不是哪个地方征迁又出问题了？他总担心自己的工作不到位，担心上级交待的工作没能高质量完成，担心群众不满意。

　　沿着手机提供的线索，这位工作人员了解了很多事。这段时间里，他看到了有个别人为了能多收点粮食，尽力争取征迁工作后延，哪怕只有二十天；有人为了多争取点补偿，坐在挖掘机前不让施工。

　　他对现在一些村干部的牢骚非常理解。在组织征迁工作时，有村干部遇到非常难征迁的问题时，有时会抱怨，“还嫌补偿低？这要在以前，就是要给你挖掉，什么补偿都没有。”

　　村干部不过发下牢骚，这位工作人员却想了很久：时代进步了，国家经济发展了，补偿更多了，征迁也越来人性化了，为什么征迁工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