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CPI突破3%的通胀警戒线时，中产们也许感受不到这一数字带来的生活压力。

　　猪肉涨了，可以吃牛肉；大米涨了，可以买面粉；咖啡馆提价了，可以在家里喝；房价涨了，可以先租房。这些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幻觉”，以自身生活体验，认为通胀无所谓。

　　而如今，房租在多年稳定后也开始蹿升，根据媒体报道，一些城市的房租涨幅超过了20%，这个时候，中产们似乎一下陷入无处可避的境地。于是，曾经还可“隔岸观火”的中产们发现，这一轮通胀，火已经烧向了自己，CPI的上涨让一向对价格不够敏感的中产们开始觉得如此直接而沉重。

　　如果像有的经济学者说的那样，未来十年，世界都将在通货膨胀中度过。我们该如何避免自己的资产不缩水？况且如今，错综复杂、内忧外患的经济形势下，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通缩的声音也在耳边响起。为此，我们希望从七位知名经济学人的分析中，勾勒出中国未来经济的脉象，通过梳理这一焦虑，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

　　中产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

　　中产阶层的焦虑或许正是中国的焦虑。如今，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或许我们应该梳理这种焦虑，从产生这些焦虑的元素中，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

　　南都周刊记者_秦旺

　　就像本届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决荷兰一般，没有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冠军的归属。而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局势，同样也是复杂得令人难以猜透，本来今年一季度中国创出了11.9%的GDP增速，人们还在担心中国的通胀压力，但随着欧元债务危机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人们担忧的焦点又开始转变成了通货紧缩。

　　通胀压力不难理解，从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全球经济都处于一个破产和债务上升的过程，这也导致了发达国家消费欲望的下降，从而对严重依赖出口高速增长的中国造成了致命威胁。

　　于是，我们在2008年，发出令全球叹为观止的 “四万亿救市”计划，2009年开始，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让商业银行多出了9万亿新增贷款，甚至到今年上半年，仍然有4.6万亿的新增贷款发放。

　　毋庸置疑，投资保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速，2009年，中国GDP投资拉动率高达92%，比2008年上升了45个百分点，结果是“保八”成功，在黯淡的全球经济中独树一帜。

　　不过，这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货币数量增长，高于GDP增长20到30个百分点，这使得中国广义货币M2比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换句话说，中国用接近10万亿美元的货币，生产着5万亿美元的GDP，而美国只用 8.3万亿美元，就生产了14万亿美元的GDP。

　　如此说明一个事实，中国发行了非常多的货币。而货币发多了，同挣了更多的钱，完全是两回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只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则会使物价上涨，中低阶层财富减少，导致人心不安。

　　两次恶性通胀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共发生过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8年。由于此前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货币连年超发行，到1988年四季度，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为2134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46.7%。

　　加之当年又宣布实施物价改革，等于让此前中国压抑了几十年的消费需求，一下子敞开。想象有一天，你手上拿着比原来多50%的钞票，同时还能自由购买原本需要凭票证供应的商品，你会怎么做？自然，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面抢购潮诞生了，20元的酒一下子涨到200元，人们纷纷抢购能买到的任何商品，连火柴和厕纸都供不应求。

　　第二次则发生在1993年。当时，全国金融业一片混乱，一些银行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就倒逼央行要钱， 银行间也大举拆借资金，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1%，到1994年中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竟达到了惊人的24.1%。

　　今年5月，中国的CPI同比上涨3.1%，又一次超过3%的通胀警戒线。自2007年开始，中国结束了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CPI以每年约5%的速度在上涨，那一年也是次贷危机发力的开始，正是在“救市”背景下，出现了大手笔刺激计划。

　　这些多发出来的货币，大部分流入了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汽车行业，通过拉升地产价格，加大石油消费，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