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的苏联，不论从那个角度来讲，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特别是国内经济形势已非常严峻。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苏联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群众，都在耐心地等待变化，等待安德罗波夫有所作为。经他努力，苏联经济确实有所好转，但仍没能改变复杂的经济形势。安德罗波夫逝世后，上来一个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更是让人们大为失望。契尔年科逝世后，苏联人民有理由期待一个年富力强的人上台执政，带领他们摆脱困境。

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苏联正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期，形势已迫使新领导人作出抉择：要么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对国内外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以达到振兴苏联的目的；要么对失去生命力的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像前几任领导那样进行修修补补，最后使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戈尔巴乔夫作出了选择，并且态度十分坚决，一再反复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组成的领导班子，“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组织力量对80年代中期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作出详细的分析。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之所以必须研究经济、财政、科学、文化教育与情况，因为官方统计往往为‘迎合’过去的领导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派大好。”分析报告得出的结论证明是，国家正处在生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的边缘。形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是，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对社会经济问题和工艺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变局势。（[俄]瓦·博尔金著，李永金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页)

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材料，是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也为戈尔巴乔夫在该书中论述有关改革问题提供了根据。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我认为，要想了解苏联进行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必须注意下面这一点：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号召、任何全会、甚至党代表大会都不可能发动人们投入这项工作，而今天这项工作却在我国全面展开，并且投身这项工作的苏联人一天比一天多。”“改革是迫切的需要，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进程中产生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迫切需要进行变革，可以说，为了变革，它历尽了艰辛，而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在这个时期，戈尔巴乔夫面临的主要难题有：

仍是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1985年6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一个讨论科技进步的特别会议上说，苏联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已绕了多年的圈子，反复衡量怎么办才更好，但实际前进很少。看来是由于害怕采取坚决措施而犯错误，有时是明显的保守主义作怪。今天我们遇到的实质上还是10年前产生的问题，但变得更加尖锐了。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再也不能容许在这次工作中有消极情绪和惰性了。”

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日益下降的趋势得不到遏制。1976年—198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2%，而1981—1985年下降为3.3%；工业产值同期由4.3%下降为3.2%，社会劳动生产率由3.3%下降为3.1%。

尽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一再强调经济的发展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但都停留在口头上。正如戈尔巴乔夫指出的：“粗放发展的惰性就把经济拉进了死相同，使发展停滞下来。国民经济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大量石油及其他燃料动力和原料商品投放世界市场的做法，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使疾病内延了。卖这些东西得到的外汇主要用解决日常任务，而不是用于经济现代化和克服经济的技术落后状况。”

农业继续衰退。苏联被迫大量进口食品和食品原料，这类产品的进口额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分别占苏联进口总额占20.5%、22.5%和21.2%，其中1984年粮食进口占苏联进口总额的8.2%。这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使市场供应更加紧张，苏联外汇资金更加短缺。

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呈拉大趋势。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资料，如198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农业产值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80%、85%和55%，到1985年这三项指标没有变化。国民收入指标1980年苏联为美国的67%，而到1985年下降为66%。而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从1966年到1984年，一直停留在美国的20%—25%水平上。([苏]《1985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莫斯科财政与统计出版社1986年俄文版，第581页)

越来越难以对付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据有关材料估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水平要相差15—20年。在苏联，阻碍新技术成果及时应用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

社会危机因素在增加。从1982年11月到1985年2月（仅短短的二年零四个月），苏联先后有三个年老多病的最高领导病亡，这深深刺痛了苏联人民的心。在1985年3月初，即契尔年科逝世前几天，苏联电视屏幕上两次播出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契尔年科在别人搀扶下忠踉踉跄跄来到电视摄像机前面的情景，这不仅使苏联人感到难过，而且这还向全世界告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到了可称之为“极度萧条衰退时期”，也是“苏联处于衰退甚至濒死状态”的一个证明。（[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页）

人们接连不断地到红场向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告别，一次又一次承受着屈辱和情感的折磨。对此，人们往往用嘲弄讥笑、编政治笑话讽刺老人政治。例如，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会议主持宣布说：“代表全体起立，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而此时，苏联的宣传机器却在宣传苏共中央总书记如何充满活力，这让苏联人感到像生活“在傻瓜的国家里”一样。

可想而知，在上述情景下，戈尔巴乔夫的心情是何等沉重，同时他也深深感到人们期待他能够领导苏联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能够振兴苏联，重建苏联。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很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但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最近几年我不止一次地受到批评，说我应该从经济开始，而把政治的缰绳拽住……像中国那样。我并非没有对经济问题进行了解，更没有忽视。只要有看一下改革事件的记事表就可知道，从一开始多数中央全会讨论的正是经济改革问题。它占了我作为总书记的工作中，我的同事的工作中和政府机关工作中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和精力。”([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2004年5月，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召开的苏联解体原因研讨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迈克尔·麦克福尔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中谈及此问题时指出：“回顾过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很少关心经济改革，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在设法毁掉苏共，并在苏联实行民主化。”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从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实施经济改革。

民主化不是目标，而是取得经济改革的一种手段。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一批步骤与其他苏联改革者类似，都是将提高现有体制的工作效率作为目标。他的第一个针对不良经济的重大改革政策就是加速发展经济。实施经济改革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控制，政治体系自由化还提不到议程上。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实际情况看，经济体制改革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1985年3月到1987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准备阶段。这一期间，苏联党政领导采取的重要决策与政策涉及很多方面。

1985年召开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是苏联新的历史转折点的标志。这是一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全会。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会议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报告。分析当时苏联的经济形势，指出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经济困难远远没有克服；困难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及时地对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变化、没有对加快生产集约化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变革的必要性作出应有的评价；解决困难的途径是，广泛采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符合现代条件的要求；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最终要靠改革。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不管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来对待经济，最终一切都靠认真改进管理和整个经济机制。”

这次全会，首次提出了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方针，即要实行大大加速发展的战略。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这次全会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给改革的构想提供了依据。”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改革进行大讨论和再动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做了《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为题的报告。会议的主题是改革、民主和干部问题，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苏联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并提出要实现根本改革就要依靠民主化和排除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所以，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向好的方面的转变进展缓慢，改革工作比预想的更困难，社会中积存的问题的根源比原来预想的更深。”在这次全会上，还首次正式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是苏联社会正在积聚危机因素；二是由于过去政策的失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了“阻碍机制”。

如果说一月全会主要讨论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改革问题的话，那么1987年的六月全会主要解决如何进行根本改革的问题。在六月全会上，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以下简称《基本原则》和《企业法》）两个重要文件。接着，1987年7月，苏联又通过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银行、物资技术供应体制改革等11个决议。这样就与实施《企业法》相配套，形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完整的综合方案。

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形成之后，逐渐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实施阶段。

按照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说法，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之后，“经济改革已经不仅是计划和意图，更不是抽象的理论推断。它已牢牢地进入生活。今天，有相当多的联合公司，工业、建筑业和农业企业在自我补偿和自筹资金的原则基础上工作。从明年开始，生产着60%的工业产品的企业将在这些条件下工作，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也将生效。”戈尔巴乔夫根据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前经济改革出现的情况，明确指出：“今后这段时间的复杂性也在于，改造将涉及到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居民阶层和全体干部的利益。”(新华社参编部编：《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戈尔巴乔夫的四个讲话》，1987年11月7日，第28页)

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从1987年下半后到1990年具体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苏联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使得经济改革困难重重。

特别要指出的是，1986年至1987年党内斗争主要表现在叶利钦与利加乔夫之间，而后来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视为斗争的目标，斗争的主要内容也发展为如何对待苏共和苏联问题上。

1988年6月，苏共举行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在会上戈尔巴乔夫做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政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后来有些人认为，苏联从这次会议之后，只搞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搞经济体制改革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可从这次会议的目的来分析。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报告，首先是总结了从1987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次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一方面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取得的进展，“已成功地阻止了国家滑向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危机。”另一方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地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还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戈尔巴乔夫明确地指出：“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但它们之中哪个是关键问题呢？苏共中央认为，改革我们政治体制就是这样的问题。”

另外，从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的来看，它与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相辅相成的。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谈及此问题时，用的标题是：“始终如一地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他认为，应特别突出讨论“怎样实现根本的经济改革。”并提出：“考虑到已经积累的经验，我们应当精心准备从1989年初开始完成物质生产领域各企业向新的经营条件的过渡。”(参见 [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但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激化，政治过热，经济体制改革受到很大冲击。

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尖锐、复杂，党内产生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苏共二十七大以来苏联进行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及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体制改革与更新整个社会的政治方针，这指的是改革指导思想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谈到苏联改革进程时，他认为：这个时期，苏联“已经进入改革的最重要阶段，下一步将是大规模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特别到1990年，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围绕制定与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可以说，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随着叶利钦权力与影响的扩大，戈尔巴乔夫时常出现退让与妥协。

从1990年年底到1991年底苏联剧变是经济体制改革停滞和夭折的阶段。尽管在1990年下半年，围绕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在苏联展开了尖锐的政治斗争，但毕竟最后还是通过了《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等官方正式文件。按理说，这可以作为推行经济改革的依据。但此后，并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所期望的大规模改革，经济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最后改革以失败告终，成了加速苏联发生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991年经济改革之所以难以进行下去，一个直接原因是，这一年政治过热，争权夺利的斗争白热化，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在此情况下，没有人也没有精力顾及经济改革。

在体现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其报告中指出：“我们是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和联合公司着手根本改造经济机制的，这里首先指的是为其创造最好的经济环境，加强其权利，同时提高其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根本改变经济管理的所有上级环节的活动。”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是解决企业作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应负的经济责任和应拥有的权利问题。至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主要是围绕取消指令性指标进行的。

可见，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思路与措施同当时东欧及中国改革大体上相同的。只是到了1990年，经过激烈的争论与斗争，苏联先后提出了四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文件。其中包括有沙塔林院士牵头起草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通常称之为沙塔林500天纲领），在此前，还有时任俄罗斯部长会副主席38岁的亚夫林斯基于1990年7月制订的《400天——使苏联经济加速转向市场原则的构想》(联盟政府的纲领)。围绕不同改革方案争论不休，根本无法推行革，直到1991年底戈尔巴乔夫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