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已通过大量的情报及公文往来，对大清国这位年轻的“总理”了如指掌，但当英国代表团与恭亲王奕䜣共处了短短的数小时后，依然为他的风度而折服。
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是27岁的恭亲王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面对着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占领军，面对着处处故意怠慢自己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这位年轻人，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James Hope Grant）在回忆录中描写到签约情景时，感慨道：“恭亲王真是个谦谦君子，他明显地在控制着自己的紧张恐惧。”额尔金勋爵的助手洛奇（Henry Brougham Loch）则回忆说：“恭亲王当时只有28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多了。他的相貌很睿智，但显得十分焦虑。其实，考虑到他的处境，这并不奇怪。他隐藏了他的恐惧感，如果有的话。”
缺少“王子相”
自从上一次鸦片战争（1840）之后，二十多年来，英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对中国高级官员有过任何正面的评价。年轻的恭亲王令他们发现，中国除了大量充斥着大量颟顸、愚昧、贪鄙的干部之外，也有如此风采照人、作风清新的高官。遍阅史料，无论是当时的新闻报道还是时人的日记回忆，虽然将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描写得极为阴暗，但却很难找到对恭亲王的负面评价，这位年轻的王爷，似乎成为铁幕后面唯一一朵绽放的鲜花。
即使从清代流传下来的野史看，恭亲王也很难称得上帅哥。对于恭亲王的外表，与恭亲王多次接触的美国传教士、日后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曾经直言不讳地写道：“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睛，并不漂亮”，“他并非很有‘王子相’的人”。尽管有的资料说他“俊美”，但那也相对他的哥哥咸丰皇帝而言。据说，咸丰皇帝在少年时曾从飞驰的骏马上摔下来，伤及骨头，虽经名医多方治疗，但终身行走不便。从正史上，可以肯定的是，咸丰皇帝文弱多病，而恭亲王却身体健朗。咸丰皇帝虽然广储后宫，甚至在民间也留下了大量的无法考证的风流韵事，却只生下了一儿一女，这种广种薄收的极为衰弱的生育能力，直接导致了日后慈禧太后的上台。而咸丰的其他兄弟们，包括恭亲王及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生父及宣统皇帝的祖父），都是枝繁叶茂，子孙满堂。
正史记载，少年时的恭亲王与咸丰兄弟俩，曾经共同习武，还共创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令老爹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将枪法与刀法分别命名为“棣华协力”和“宝锷宣威”。同时，还单独赐给恭亲王一把金桃皮鞘白虹刀，由此亦可见恭亲王在这一“发明创造”中的关键作用。恭亲王习武善射，在史料中多有记载，而且传诵至今的众多诗文，文采飞扬，其文武全才，可谓当时皇子中的绝对佼佼者，但毕竟时运不济，与皇位无缘，在咸丰即位后更是备受猜忌。
直面暴风雨
尽管丁韪良并不恭维恭亲王的外貌，但却依然是恭亲王的铁杆粉丝之一。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直面暴风雨的勇气、决心和智慧，才是恭亲王在大清政界光彩照人的风采所在。丁韪良说：“恭亲王的命运之星升起在黑暗的暴风雨中”，他靠着“超凡的才智和勇气”，“在皇室危难的关键时刻，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尴尬的局面愈发衬托出恭亲王的尊贵与镇定”。
当皇帝出逃、政局波动时，年轻的恭亲王挺身而出，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恭亲王手上并没有什么资源，他“从未见过外国人，也没有显著的势力支持他，京师的御林军已经溃散，圆明园被洗劫，城市也已失陷”，然而，“就像朱尔?法夫尔（Jules Favre，签订普法战争条约的法国外长）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样，恭亲王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毫不示弱，努力争取最有利的条款”。
即使在签约前后处处贬低恭亲王，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还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恭亲王的敬意，他认为恭亲王是个更容易沟通的对手。英国人注意到，即使是在这种签订“城内之盟”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恭亲王始终镇定自若、彬彬有礼。讲究等级的英国人甚至惊讶地发现，这位中国“王子”对那些翻译及协助签字盖章的秘书人员，“十分和蔼，如同对待一个朋友，而并没有摆出那种手握特权的皇家威严来”。
丁韪良日后总结道：恭亲王的虚怀若谷，正是他能团结一大批干部，在艰难时刻继续维持政府运转的关键。作为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经常有机会与恭亲王见面，恭亲王对他特别热情，每次见面，“都按照满人的习惯，亲热地握住我的双手，这与汉人跟我打招呼时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人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也只是拱手而已，相互间敬而远之”。因为丁韪良十分熟悉中国文化，恭亲王还特别帮他取了个号“冠西”，意思是“冠绝西方”，从此，丁韪良也被称为“丁冠西”。
丁韪良说：“他总是听从下属的意见，他的讲话不过是总结了下属的考量。作为一个皇帝的儿子和另一个皇帝的兄弟，恭亲王是中国当今统治者构成材料的良好例证。”在甲午战争后的废墟中，丁韪良更是毫不隐晦地称赞恭亲王是大清改革的“老舵手”。
魅力来自亲和力
丁韪良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描绘了恭亲王的魅力：“他的眼睛、鼻子等，都显露出他是个相当有内涵的人。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的脸部飞扬着智慧的光芒。他说话很快，其话语的准确度远高于其深刻性。”“他行为举止既和蔼又优雅，说话迅速而有力，给人以有自主力量的印象”。
签订《北京条约》时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日后写了大量有关东方著作的芮尼医生（David Field Rennie），回忆道：“恭亲王十分和蔼可亲，他的长相是十分典型的鞑靼人：他的右脸颊上有两颗浅浅的瘢痕，连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是之前长过疖子的痕迹。他的脸和手看上去都很小，手指十分小巧，如同妇人。”芮尼用大量篇幅，详细地描写了恭亲王在接见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绅士风度，为之大为倾倒。
恭亲王的这种翩翩风采，随着年龄增长而更为成熟。1879年，美国前总统、内战英雄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访问中国，这是西方国家政治领袖首次访华。格兰特随行的私人朋友、著名记者、日后的驻华公使（1882-1885）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写道：“恭亲王与之前我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们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印度和穆斯林的王子，以及我们在印度斯坦和埃及的朋友们，往往是呆板地坐着，整个谈话中面容呆滞，令你以为是在和石头对话。但是，恭亲王在谈话中，却表情丰富，十分生动。天很热，他边说话边摇着折扇，说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将折扇半合着，指着格兰特将军的胳膊，同时，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将军的脸。”在美国出版的杨约翰回忆录中，画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美貌若潘安的恭亲王形象。
在西方人的照相机和画笔下，这一时期的恭亲王给后世留下了一些影像。英军摄影师费里斯?毕陀（Felice Beato）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为恭亲王拍摄的照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皇室照片。
根据西方人给我们留下的影像和描述，这位大清国“总理”的形象基本可以还原：
他身材瘦削，甚至双颊凹陷，其腰围尺寸似乎与其地位完全不成正比，更与一般高级干部们脑满肠肥的形象大相径庭。这种瘦削，无疑并非福相，多主终身劳苦，却并非缘于先天体弱，更不可能因为营养不良，或许正是江山社稷的沉重担子所致。作为最早在大清“铁屋子”里清醒过来的人，恭亲王却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不能大声地呐喊，只能一边高举大旗“抓革命”，另一边则悄悄改革“促生产”，能做的不能说、至少不能多说，能说的却不能做、至少不能真做。
在瘦削的外表下，他却是人格层面上的“美男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对待列强占领军不卑不亢，对待自己的部属和蔼可亲，这令他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相当多的认可。在那批判与斗争充斥的高层，他几乎是所有干实事者的总后台，而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口号，就是他当年鲜明地提出来的。在晚清的改革开放中，被后世推崇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其实只是改革的桨手而已，幕后的真正掌舵人、伯乐、保驾护航者就是恭亲王。
中国绘画向来不注重写实，恭亲王因此得以成为第一个留下真是影像的中国“总理”。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自然因为执掌中国大船的艰难与繁琐，但或许也来自伴君如伴虎的如履薄冰。 “老二”的身份是尴尬的，不能不做事，却不能做太多的事，尤其是不能做太大的事。投身于具体而细微的政务琐事，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或许也不仅是其个性使然，而在于更能给老大传递一个信号:本人只会埋头拉车，不善抬头看路，更不会高瞻远瞩，请老大放心，更请老大多批评指正。毕竟，一个能力和品格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老二”，是老大心头最大的痛。
无论在画像还是相片上，恭亲王的眉宇间都显露着与其27岁的年龄完全不符的沧桑，是因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重担，还是因为这个微妙的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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