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松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5月28日见到张建华时，他刚搬进装修一新的拆迁安置房，并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还打算带妻子乘飞机到云南旅游。

　　“对于我来说，似乎一夜之间，就不用为钱发愁了。”他有些兴奋地说，“当拿到几百万拆迁补偿款时，我第一次感觉到，钱仅仅是个数字，但却可让一个人活得更体面。”

　　张建华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一位农民，因为拆迁，他与全村大部分农民的命运发生巨变，从农民转身为市民，且一跃为富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像张建华这样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农村的农民，因拆迁而一夜骤富，他们或领取了政府的巨额征地补偿款，或因拥有多套房产，从而跻身富人行列。

　　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少数人还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

　　“目前有些‘拆迁富翁’的身份，虽然已是市民，但并没有完成向市民的转型。”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锋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如何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迁款，如何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活，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京郊农民的“拆迁盛宴”

　　近年北京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大量城乡结合部及郊区县村庄的消失速度，被轰鸣的推土机不断刷新。

　　以大兴区为例，2009年，大兴区共拆迁33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7000余人。2010年预计拆迁64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2.3万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朝阳区将有45个村拆迁，涉及4.67万农民，海淀区将有20个村拆迁，怀柔将有3个城中村拆迁，昌平至少30个村拆迁，等等。

　　“拆迁富翁”聚居地随之兴起。如朝阳区的大望京，通州区的梨园镇、张家湾镇，大兴区的黄村镇、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亦庄，平谷区的王辛庄镇，门头沟区的永定镇，等等。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副镇长白艳英向本刊记者介绍，根据占地时间、所处区域、参照政策、拆迁主体，以及宅基地面积、家庭人口、房屋数量等等因素的差异，每个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款并不相同。

　　“有些农民拆迁可得到几套回迁房，有的还多出1至2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有收入。对于他们来说，这笔收入也非常可观。”白艳英说，“一般来说，这些家庭至少会有十几或几十万存款。”

　　以一户普通农户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执行新的补偿标准，该户家庭除了可得到两三套回迁楼房外，另有四五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要是执行六七年前的拆迁政策，则只有二三十万元。

　　“在高房价时代，出现‘拆迁富翁’不足为奇。”北京市朝阳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有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上访、自戕等极端事件及其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所以出手比较“大方”。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拆迁富翁”的出现是权利对等博弈的结果，说明了农民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也有了与地方政府或开发商谈判的能力。同时，也表明了有些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摒弃了强拆思维，学会了对市场和公民财产权的尊重，使拆迁方式与定价方式渐渐合乎程序、正义的共识。

　　但也有专家认为，农民因拆迁一夜骤富的现象极不正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有些地方为拆迁补偿不到位而发生暴力拆迁事件，而有些地方却能使农民一夜骤富，这说明政府在依法执政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尤其在拆迁补偿上缺乏全国的科学统筹。”

　　“冲动消费”潜伏返贫危机

　　5月18日，本刊记者来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一个新建拆迁安置小区，看到了小区停满一辆辆崭新的小轿车，其中不乏高档名牌车。

　　刚搬来不久的居民张大爷告诉记者，因为拆迁，他得到200多万元补偿，最多的人家达800万元。

　　得到巨额拆迁补偿款后，很多人盘算着如何花钱。居民王先生说：“我想买辆好车。好车的标准是价格应在20万以上，降低点要求，至少也是要15万，低于这个标准就掉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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