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目光转向中国社会的另一端,在广州一个典型城中村里,街道狭窄、电线满天挂、污水垃圾横流、各色人等杂乱、房子潮湿且缺乏光线,但很多外来农民工却愿意住在城中村里;他们的房子里大多空荡荡的,一般城市人家里拥有的洗衣机、冰箱、空调等,他们都没有。
在中国各地,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问题日趋严重。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的看法,中国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具体而言,城乡居民收入比达1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行业差距是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媒体本周发表调查报道指,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如果不遏制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舆论和媒体过去十年都一直关注着这个课题,但现在似乎是重新注视它的关键时期。
看到有钱的人风流快活、有权的人蛮横霸道,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一些人的诉求却不能解决或被满足,为了报复和发泄,他们选择向另一群弱者下手。若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能纾解一点,相信校园血案也不会这么频繁。
除了校园血案外,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也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例如东莞之所以会变成中国的“黄都”,据分析,就是因为很多从中国各地到这里工作的女工看到了周围的有钱人是如何过舒适生活的,自己却拿这么微薄的薪水,很多最终经不起诱惑,“下海”当小姐;在很多大城市里,之所以有群体性事件,也脱离不了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问题……
为提升低下阶层老百姓的收入,中国很多地方近期都积极出台上调基本工资的政策,这么做虽然是好的,但治标不治本,毕竟有钱人的收入涨幅肯定远远快于基本工资的上调幅度,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问题不但解决不了,还会更严重。
要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本下手:将集中的权力和资源分散、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全力铲除贪污腐败、公开高级公务员的全部收入和财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做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如今超过30年,已明显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现在是全力确保其他人也跟得上的时候了。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是个非常危险的社会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