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有很多像杨娇阳这样的大学生职业农民，他们被称为“新农人”。他们中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在质疑声中投身农业生产一线。而今，他们用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交出了答卷，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谁来种地”这个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的难题 。

稻田里，杨娇阳在开拖拉机运粮。

　　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发自北京、浙江台州

　　今年是杨娇阳回到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老家开展农业创业的第6个年头。在媒体描述中，这个80后的女大学生由一个爱哭的女孩，一步步转变为“职业农民”、“粮田CEO”。

　　与此同时，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大学生毕业后务农的例子越来越多地涌现。

　　浙江、江苏、河北、福建等地都有大学生农业创业的案例见诸报端。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规模化种植、发展生态农业等都是大学生群体步入乡野后的选择与探索方向。

　　务农人员“断层”之忧

　　法治周末记者见到杨娇阳是11月13日的下午，天台县阴有小雨。

　　第一次见杨娇阳，很难把眼前这个娇小的姑娘与“种粮大户”、“售粮大户”这些词语联系起来。她有着小麦色的皮肤和栗色的波浪长发，围着一条七彩的围巾。

　　这是她“不干活”时的装扮。

　　到达杨娇阳的合作社前，记者路过了成片金黄色的稻田。有些已经收割的地方，有火烧过的痕迹，只留下黑黑的稻苗杆。

　　法治周末记者随杨娇阳来到谷仓，一台烘干机里火势正旺。收割来的稻谷，烘干后就可以装袋，去粮站售卖了。

　　谷仓的外面，一辆装载着粮食的车正准备出发。杨娇阳向出车的“工头”打了声招呼，交谈了几句有关售粮的事宜。

　　杨娇阳告诉记者，今年她所在合作社的大部分稻田实现了增产。“去年每亩地产1200斤，今年能达到1300斤。”

　　仓库外面，七八个60岁左右的农民，见杨娇阳来了，忙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向杨娇阳反映情况。杨娇阳只是简单和他们打过招呼，径直走进仓库和“工头”交谈。

　　仓库外的农民都是杨娇阳在农忙时请来干活的短期工，男女比例大致相当。在采访杨娇阳时，这个画面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年轻姑娘指挥着一群五六十岁左右的农民干活。

　　杨娇阳告诉记者，务农人员的要价不断提高，现在男工每天的报酬是100元，女工则是70元。男工主要做些搬运活儿，女工一般负责包装、捆绑等工作。

　　不过，即便待遇不低，杨娇阳还是很难请来愿意干活的农民。“很让人担心。”她叹了口气，然后说。

　　除了这些短期工，杨娇阳的合作社还雇佣了7位“工头”。他们的年龄在40岁到50岁之间，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杨娇阳看来，为他们提供的待遇非常丰厚——包吃包住，每年5万元现金。

　　“如果愿意务农的老人们离开了，就真的面临务农人员断层的情况了。”杨娇阳皱眉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回乡，不愿意从事农业。”

　　事实上，“谁来种地”这一问题，早已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担忧。

　　有调查显示，许多地方留乡务农者以妇女和中老年人为主，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重超过50%；占农民工总量六成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乡务农。

　　例如，湖北省公安县当地务农人员中80%以上年龄在50岁至65岁之间，这些“老农”中又有80%出于各种原因勉强照看着自家的“口粮田”。

　　不仅如此，从农业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真正务农者也是寥寥。

　　园艺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付本涛，是自然之心(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员。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生态农庄的田间地头工作。

　　付本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所在的农业相关专业本科班级里，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人不超过三成；硕士班级中，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比例能占到六成左右。不过，其中大多数人选择考农业部门公务员及相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很少有人像自己一样真正从事农业生产。

　　女大学生务农样本

　　2007年，杨娇阳从浙江省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专业毕业以后，在宁波一家公司担任会计工作。但是工作的悠闲、重复，让杨娇阳越来越不满意这份工作。杨娇阳也在怀疑着扎根城市的选择。她发现自己在城市里渐渐丧失了理想和动力。

　　2008年，杨娇阳辞掉了在宁波的会计工作，下定决心，回乡开展农业创业。她要做一名新型职业农民。

　　“当年，我之所以回来进行农业创业，只有两个简单的想法。”杨娇阳回忆说，“一是有一次从宁波回家，看到家乡的田地都荒着，觉得很可惜；二是听说国家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支持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于是，我没想太多，就辞职回乡创业了。”

　　杨娇阳的选择引起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她也面临着来自亲戚、邻里乡亲们的质疑。他们不能理解，一个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去的大学生，怎么还要回乡种地，做这么“没出息”的事。质疑杨娇阳“不会种地”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中国农村，认为务农地位低的人并不少。

　　今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广东省，过半数受访村民不认同“务农可致富”的说法，近四成村民认为务农者社会地位低。务农辛苦且收入低，成为年轻人不愿意务农的首要原因。

　　在杨娇阳的务农之路上，最终她赢得了家人的支持。接下来，她又面临着资金、技术和土地三大难题。

　　杨娇阳聘请了父亲的一位朋友担任技术顾问，解决了技术问题。

　　剩下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杨娇阳工作了一年，只攒下1.5万元。杨娇阳的父母以蔬菜批发为生，积蓄也并不多。最后，在父母、亲人的支持和东拼西凑中，杨娇阳终于以6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了创业。她牵头成立田禾粮食专业合作社，自己任理事长。

　　紧接着，杨娇阳在天台县白鹤镇红旗村承包了创业之初的400亩田地用于水稻种植。

　　除此之外，杨娇阳还在天台县平桥镇后蒋村和白鹤镇双溪口村承包了共200亩土地。当年5月，杨娇阳就在这600亩地上，开始了规模化的水稻种植。

　　“那时候，我已经种晚了。别人田里的水稻苗已经长得很高了。我田里的水稻才只长了那么可怜的一点点。”时隔近6年，杨娇阳回忆起往事仍然有些心酸。

　　幸好，那年10月、11月的气温仍然维持在适合稻子生长成熟的程度，不然，杨娇阳将颗粒无收。

　　尽管有了收成，但由于缺乏经验，杨娇阳种粮首季仍然亏损了近20万元。

　　“2009年，有了政府部门的扶植和帮助，我也成了媒体树立的大学生农业创业的典型，之后不管再怎么辛苦也都没有第一年那么难了。”杨娇阳说。

　　全程机械化的实现之路

　　创业第一年，杨娇阳充分体会到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

　　杨娇阳还记得，2008年到了收割的季节，因为没有烘干机，收割来的稻谷不得不晒在马路边。为了防止稻谷失窃，杨娇阳就和妈妈一起守在马路边，甚至晚上在路边过夜。

　　杨娇阳回忆说：“有一次突然下雨，来不及收摊着的稻谷，稻谷都被淋湿了。我心疼地哭了。因为收割好的稻谷不能沾水，沾水容易发芽和霉变，品质就不好了，之前的辛苦就白费了。”

　　第一次的亏损并没有让杨娇阳畏缩不前。2009年，她吸取了机械作业少、耽误了农时的教训，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引进了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技术，成为天台县最早一家成功采用早稻与单季稻工厂化育秧、机器插秧的农业企业。

　　田禾合作社在后蒋村建立20亩育秧中心，为实现插秧机机插提供了秧苗保证，还建起了烘干中心，为社员提供烘干服务。

　　几年来，合作社共购置大型拖拉机等农业机械35台(套)，实现粮食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开展粮食生产的设施化服务。

　　大量农机的投入使用，让杨娇阳在天台县率先实现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大大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杨娇阳对此感触深切。

　　今年是浙江省农业的灾害年，先是持续高温干旱，之后又有台风过境，浙江省近百万亩粮田绝收。

　　尽管，杨娇阳的千余亩水稻田并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但是，仍有近百亩的稻田受到旱情影响——由于长时间缺水，水稻抽穗较晚，谷粒也不够饱满，产量不高。

　　杨娇阳带记者来到这片稻田，这片水稻仍然黄中泛青。她计划将这片田安排到最后收割。

　　然而，无论是增产的1100亩水稻还是受灾的这100亩，都是杨娇阳积极组织24小时抽水灌溉的结果。“之前以为这片地将颗粒无收的，后来有了水之后，还是抽出穗来了。”杨娇阳说。

　　虽然身为合作社的理事长，但农忙时，如果雇佣的工人请假，杨娇阳也要开着拖拉机、收割机等“顶班”。

　　大学生“新农人”分三类

　　在浙江还有很多像杨娇阳这样的大学生职业农民，他们被称为“新农人”。

　　浙江省人大农业和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原浙江省农业厅厅长赵宗英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成立，从2011年9月开始，举办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创业大学生培训班，至今已经举办了3期，今年还要举办第4期培训。

　　据悉，培训班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培训课程也涉及到为人处世、人生规划等。

　　“他们在技术方面会根据自己从事的种植类型报不同的培训班，果树栽培、牲畜饲养、粮食种植等。但是，没有人从宏观上给他们讲需要注意的东西。”赵宗英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起办培训班的初衷。他也因此被学员们亲切地称为“校长”。

　　赵宗英介绍，根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大学毕业生从事农业人员不下一千人，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递增。

　　据赵宗英观察，大学生职业新农民和他们所学专业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有做翻译的、幼儿教师的，文科理科都有，真正学农的反而很少很少。”

　　大学生“新农人”中，最主要分三类，“农二代”、“大学生农业创业”和“合作社招聘大学生”。在这三类中，又以“农二代”和“大学生农业创业”两类成功率比较高。

　　据赵宗英观察，由于合作社通常地处偏僻，其招聘的大学生一般很难留住。而像杨娇阳这样当上合作社理事长的，反而能够坚持下来。“他们被认为是带头做事的，遇到困难，为了面子也得咬牙坚持啊。”他半开玩笑地说。

　　来自台州市玉环县的“85后新农人”汪恩峰，是比较少见的农业专业出身，进行农业创业的大学生。在大学学习园艺专业的汪恩峰，读书时就很喜欢农业实践，曾和同学一起种植菜园。

　　汪恩峰现在是玉环绿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他用了7年的时间，把3000多亩荒芜的盐碱地变成了高效农业丰收园，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他创办的专业合作社不仅种植了脆瓜、文旦等水果，还建起了养鸡基地。

　　汪恩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他看来，“发展现代农业，最重要的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新农人”的难题

　　作为浙江省的“新农人”，杨娇阳、汪恩峰等人都是农业创业的直接参与者，也是优惠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11月15日，农业部表示，将在土地流转、金融保险、生产补贴等方面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着力解决“谁来种地”难题。

　　早在2010年，浙江省出台相关文件，为符合条件的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提供补贴。杨娇阳连续3年获得1.5万元的补贴。

　　但是，这些补贴越来越难带动新农人的积极性。

　　“近两年，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比如承包土地的价格，由原来的每亩200元涨到现在的每亩450元，人工成本也从原来的五六十元涨到现在的100元。”杨娇阳解释说。

　　“当然这也和我有一定的关系。媒体报道(我的经历)以后，吸引了很多外地农业创业人来到天台，越来越多的人搞土地承包，就把价格抬上去了。”

　　除此之外，作为台州市政协委员，杨娇阳还提出过两个关于农业问题的议案，反映了杨娇阳现在面临的发展难题。

　　其一，土地承包需要规范化。从2008年到现在，从事农业创业的人在增多，杨娇阳正逐渐失去土地承包成本上的优势。

　　“农户看重的是承包价的多少，相比于种植西瓜、葡萄等经济作物，种粮的承包价是最低的。所以，尽管签过合同，有些农户也会涨价，土地承包价一直在涨，但仍有不少农户不愿出租。”杨娇阳解释说。

　　“还有一个关于承包款什么时候交付的问题。2008年时，承包款都是收了晚稻之后结算，现在，农户要求签完合同直接支付。一下子要支出30万元，有资金周转的困难。”

　　其二，对于农业生产来说，从农用机械用油价格剔除养路费。

　　杨娇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秋天开始收粮至今，她所在的合作社包括烘干机、拖拉机、收割机等机器烧柴油的成本为11万元，其中1万元是养路费。

　　“我们的农用机械主要又不在马路上跑，为什么要交养路费呢？”杨娇阳质疑，她建议合理化农业所用柴油价格。

　　2012年，汪恩峰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提交了加大扶持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发展经营的相关建议的提案。

　　在汪恩峰的调研中，目前，在浙江农业劳动力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0.1%，71.3%的专业合作社希望尽快引进大学生。

　　汪恩峰建议提高补助标准，扩大补助范围，对大学生创办现代农业，要给予政策倾斜。

　　在杨娇阳看来，除了政策倾斜，“大学生农民”自身应该不盲目跟风，不轻言放弃。扎实的调研是农业创业的必要环节。

　　杨娇阳的务农事迹被媒体报道后，曾有很多大学生慕名赴天台取经，希望尝试农业创业。但是，据杨娇阳了解，尽管“有想法”的大学生很多，但在他们之中，最后真正进行农业创业的只有一人。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