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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将军
张自忠简介
2010年5月16日，张自忠殉国70周年。
70年前的这一天(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惊人消息：
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39师团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33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等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收到极大战果。
张自忠总司令，字荩忱，“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是天津市长兼当地中国军第38师师长，性格温厚，威望极高。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如此高级的指挥官战死，这是第一个。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
我皇军第39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悲壮一刻定格在1940年5月16日16时。
“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的张自忠将军一生的传奇戛然而止。
2010年6月11日，上将之女、87岁的张廉云1老人在张自忠将军长眠地，举行了隆重的活动纪念张自忠殉国70周年。在张老的桌子上还摆着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赠送的孙中山和宋张廉云曹海鹏摄庆龄雕像。
从留守北平到抗日殉国，崇尚忠义的张自忠经历了哪般的人生沉浮？张廉云用清晰的思路、平和的语气呈现了当年那气壮山河的悲情往事。
“我们在二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现谣传张总司令战死，情况究竟如何？请速回电告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获此消息，极为震惊，连夜致电第5战区查询。第五战区复电说：“自删日(15日)以后即失去联络，情况不明，现正积极查询。”
1940年5月18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再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证实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确于16日战死在宜城南瓜店沟沿一带。
同样以为这是一条谣传消息的还有远在上海的张廉云。“我是在《申报》上看到父亲牺牲的消息的，认为又是日本人在造谣……”父亲殉国时，张廉云才17岁。而3年前，14岁的廉云与父亲一别1 张廉云，1923年生，1950年—1951年任北京小学校长。后到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积水潭医院任职。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就未能再见面。满心欢悦的张廉云在将要启程与父亲见面时，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家人对张自忠的记忆只能停留在1937年9月，张自忠在天津与家人趁着暮色匆匆一别，再也未能与他们相见。“那天，父亲突然回到家中。没过多久，他就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离开了。他走的时候不让人送，我趴在二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料到那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1939年春，张自忠的家人由天津迁往上海租界居住。同年5月，“随枣战役”期间，张自忠的结盟兄弟沈克由上海赴重庆途经湖北时，来到襄东前线看望他。兄弟两人相见甚欢，临别时，他对沈克说：“你回去后到我家，让你义女廉云到前方来。”
1940年4月15日，张自明通过33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电台与哥哥张自忠取得联系，准备带廉云和廉瑜前往。“在前线的父亲发来电报说，同意我们前往。”
张廉云至今记得接到电报一刻，她和姐姐的心情：我俩高兴得不得了。
“到前方咱们不会骑马怎么办啊？”
“前方什么样？”
……亟待动身之际，忽接张自忠复电：“删电悉。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准备要打大仗的张自忠，推迟了女儿的行期，也失去了与家人最后的见面机会。两个兴奋的小姐妹再也没有等到父亲的最新电报，直到“谣言”一语成谶。
在廉瑜记忆中，1940年初，张自忠写的最后一封亲笔信被视为宝贵的遗训，信中说：“大时代的女孩子，应求知识，求经济独立，不要做家里蹲、做衣裳架子。”
而1940年4月1日，在写给张自明的亲笔信中，也能看张自忠最后的牵挂。他说：“近来虽困苦点，但精神上却十二分快慰，身体也好，一切一切均好。唯近来思家之心极切，尤其是万分想念吾母。每想及此，不觉就非常难过。”
不幸的是，此时，廉云母亲李敏慧的子宫癌已到晚期，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不敢告诉她实情，就只在家戴孝，痛哭流涕，去医院时再换上平常的衣服，克制悲伤的情绪。”张廉云说，“在天津时母亲就已经患子宫癌，当时父亲来电报说要母亲带我们去云南，但母亲那时经不起折腾，我们这才去了上海。”
可是，母亲的病情持续恶化。弥留之际，瑜、云、叔叔到病床前，叔叔说：“五哥已经牺牲了……”
陷入昏迷的李敏慧无法听到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但是冥冥之中念叨着，“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
张廉云说：“有人说母亲闻耗悲痛绝食7日而死，并不是这样。父亲去世3个月后，母亲也病逝了。”
父母双亡以后，1940年11月，廉云第一次来到重庆梅花山。
“我到梅花山的时候，一下就看见了父亲的坟墓，当时就放声大哭。
我们有意回避谈父亲怎么受伤、如何作战。我们不愿意谈这些问题，因为太伤心了。但是父亲的牺牲，鼓励着我和姐姐努力向上，这个力量强大极了。”张廉云回忆说。
“和谈风波”引发亲日误解
从1937年到1940年，在与女儿分别的这3年里，张自忠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若干年后，张廉云才知道，在这个父亲人生最为巅峰的阶段，是如此的跌宕起伏。
这一切都与图谋中国的日本人有关。
1937年发生了两件事：4月，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等职留守北平，这两件事当时曾经引起舆论对张自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就曾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张自忠明正典刑。为此，张廉云老人首次对媒体详述其中的来龙去脉。
1937年春，张自忠与侄女张廉瑜、女儿张廉云在北京八大处“1937年，我才14岁，还不大懂事，但从家庭的日常教诲中知道绝不能做亡国奴。知道父亲是正直勇敢的爱国军人，父亲当时是29军38师师长，并兼任天津市市长。上世纪80年，海峡两岸陆续公布了大量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了我父亲当年在平津的作为，完全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完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张自忠与日本人的首次交手是在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29军奉命参加“长城抗战”，张自忠任38师师长和37师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张自忠对全师营以上干部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
1935年，29军入主冀察平津之后，日本就一直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29军，妄图在华北造成一种特殊的局面。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一方面又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1937年4月，宋哲元军长派我父亲率团访问日本，团员中有张允荣(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沣(29军37师旅长)、黄维纲(29军38师旅长)、徐廷玑(29军132师参谋长)、田温其(29军143师旅长)、郑文轩(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边守靖(天津市政府参事)等军政官员，我和哥哥、堂哥、堂妹也随团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我们先后去过东京、奈良、大阪等城市，然后在5月下旬乘船返回青岛。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他说，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
据张自忠部属张宗衡回忆，张自忠赴日考察期间，原计划30日后返回。还未满30日，日本在津驻屯军田代司令请宋哲元赴宴，把事先准备好的中日经济提携条约请宋签字，因之闹成僵局，乃电张自忠迅速回国。张接电后，便终止参观，马上踏上归途。宋先生便归去山东原籍修墓，以避免再与日方交涉，田代司令因事事不得要领，便一气而病，一病而死。当时这一段真实情形，外界不明真相，便任意造谣，说张将军同日方订有什1936年，张自忠在天津市市长任上的戎装照。
日军占领卢沟桥么密约，日方送他多少钱，还送他一个日本美人。迨他归来，闻知此情，义愤填膺。在一次宴会席上，他借酒吐情说：“把我张自忠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
1937年，国人皆知的“七七事变”爆发时，张自忠还兼任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29军军长。宋哲元自当年5月回山东乐陵老家扫墓未归。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
“七七事变爆发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7月11日宋军长到了天津，14日父亲赶到天津去见宋军长，然后奉命在天津继续与日军交涉。19日宋军长返回北平。”此时，日本政府扩大战争的战略部署已经势在必行，而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1。
1 日军从东北调进大批军队，在平津集中后，7月21日即撕毁和谈协议，炮“23日，父亲在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25日父亲奉宋军长召，于下午5时乘平榆(北平－榆关，榆关即山海关)四次列车离开天津，当晚七时半抵北平，秦德纯(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车站迎接。下车后，父亲即赶赴西城武衣库(现政协礼堂南面)的宋宅见宋军长，然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27日，宋军长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但此时的舆论对张自忠越来越不利，他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主张使民众对他的误解日渐加深，以至于29军中都广泛流传着“37师打，38师看”1的传言，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2。
留守北平，对日交涉被误解为“汉奸”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短短20天时间里，北平的局势陷入危急之中，负责华北防务的宋哲元接到蒋介石命令，让他转移到保定指挥。为了拖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7月25日，日寇又借口修理电话线路为名，向我廊坊38师113旅和驻大沽的38师112旅225团挑衅。26日，日军企图经广安门冲进北平城，由于我军奋勇抵抗，未能得逞。南苑7月28日失守，29军副军长、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张宗衡，《回忆张自忠将军》，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十二册第九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1 1931年1月16日，西北军残部正式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37师师长，张自忠为38师师长。同年6月，南京政府开始整编全国陆军，第3军改番号为第29军。
2 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浑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告诉张克侠(29军副参谋长)下午29军首脑会议所做决定，并让他通知从南苑撤到城内的部队赶快离开北平去追赶大部队，同时致电李文田(38师副师长)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1937年7月28日晚，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等人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37师移至永定河南岸布防。
张廉云说，“当时宋哲元先生说让父亲留下，父亲不肯留，宋先生就说你们平常都说服从我的命令，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你们不留下呢？父亲就留下了。后来刘汝明师长回忆说，张某人这是跳火坑啊。刘汝明、冯治安和我父亲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没想到的是，这段历史后来变得很纠结。张廉云说，这段历史牵扯到了宋先生走，我父亲留。有人说我父亲擅离天津，并逼走了宋军长，这不是事实，其实是蒋介石的电令让宋走的。
“29日下午，父亲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与此同时，父亲组织人力安排滞留城内的29军官兵和军官家属设法撤离北平。另外，宋军长到了保定之后，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我父亲保持着联系。”
7月29日，北平沦陷，留守北平的张自忠也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上称他“张逆自忠”，“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甚至称他是“华北特号汉奸”。
在南京街头上，还贴出了攻击、侮辱张自忠的标语。而在北平，张自忠亲笔写下的布告“各安生业，勿相惊扰”也成为泄愤的对象。熟知这段历史的张廉云说：“老百姓一看出布告有张自忠的名字就撕。”
在留守北平期间，张自忠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然而，让张自忠觉得局面突变的是阮玄武的独立第39旅被日军缴械。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39旅被日军缴械。8月1日，父亲在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况不好，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27旅旅长石8月10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内。“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察觉，父亲离开了医院，设法躲入东城礼士胡同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中。福开森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很了解，过去和我父亲就认识。后来在美国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赵子青等朋友们的安排下，父亲于9月上旬悄悄离开北平到天津，隐居在一位英国朋友家中。”
在天津，张自忠见到弟弟张自明。张自明看到的哥哥由于“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已经是疲惫不堪。”
“为了躲避战乱，大约在7月中旬，我们一家和叔叔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66号路(现营口西道庆余里)，那是一栋小楼，连同地下室一共4层。父亲的音信全无，我们全家都十分惦念他。”张廉云至今对获知父亲消息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记得9月的一天，叔叔突然告诉我们说，父亲要回来。天黑的时候，父亲果然回来了。”
而张廉云对此时父亲的印象也是黑瘦的脸庞和沉默不语的表情：“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家里都特别热闹，笑啊，说啊，可那个晚上家里十分严肃，全家人进屋向他问安，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大家都退出了，房间里只有父亲、母亲、叔叔、堂姐廉瑜和我；父亲先让廉瑜拿来了纸笔，给一位美国教授写了信，感谢他在北平的帮助。然后把我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告诉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把家事全部委托给了叔叔。临别时，父亲又给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作为以后你们结婚时的嫁妆费，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坐了一会儿，等到天全黑了的时候，张自忠悄悄动身南下，“他穿上长袍。戴上帽子，走了，默默地走了。弄堂里住着4户人家，我们都不敢送他……我并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
在济南，张自忠与冯玉祥相见。“自从1933年冯先生由察哈尔赴泰山隐居后，父亲已有4年未与他谋面。冯先生对父亲有知遇之恩，这次也不例外。”
见面后，冯玉祥致信蒋介石，建议应叫张自忠回去带队伍。
10月7日，张自忠动身南下。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张自忠的处罚并没有因为冯玉祥的信件而赦免，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战功之下民众的误解得以消除
1937年12月，由于战事趋紧及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的力荐，张自忠在河南任59军代理军长1。后该军调赴徐州，编入第五战区序列。
59军归第五战区后，奉命调豫东商丘待命。1938年2月又调津浦南段，援助何柱国部作战。张自忠曾亲笔写信给独立第26旅旅长张宗衡说：“要忍最后之一分钟，要撑最后之一秒钟，定能得到良心上之安慰。”
其后，他率59军将士在临沂战役中作战勇敢，卒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粉碎了敌第5、第10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造成矾谷廉介第10师团孤军深入，从而为台儿庄大捷立下头功。
随后，军令部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张军坚忍抗战，毙敌累累，希传谕慰勉。”同日，国民政府颁令撤销张自忠“撤职查办”处分。张自忠升为第27军团司令官兼59军军长2。
在接下来的武汉会战3中，张自忠在装备精良的强敌面前，殊死奋战、1 29军南撤后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任副总司令。其中冯治安的37师与赵登禹132师余部合编为77军，冯治安任军长；143师扩编为68军，刘汝明任军长；张自忠之38师则扩编为59军，宋哲元兼军长，李文田任副军长。59军下辖两师五旅一团：第38师，师长黄维纲；第112旅，旅长李金镇；第113旅，旅长朱春芳；第114旅，旅长董升堂；第180师，师长刘振三；独立第26旅，旅长张宗衡；独立第39旅，旅长祁光远；军直辖特务团，团长安克敏。全军总兵力约3万人。
2 关于“临沂之役”，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记叙：
“张部以急行军出发赶到临沂郊外当敌军攻城正急之时，59军先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乃约定时间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留沂守军见援军已到，士气大振，开城出击，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敌，仓皇撤退。
“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59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
3 “武汉会战”(中国称为“武汉保卫战”，日本称为“武汉攻略战”)历时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超过100万名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南岸及北岸，横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1938年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安庆登陆，很快占领安庆，“武汉会战”正式开始。9月6谷廉介因战败已被撤职，由筱家义男继任。此次，第10师团血仇而来、气势汹汹，9月6日，第10师团攻陷固始，然后沿固潢公路直扑潢川。
张自忠接到防守潢川的命令后，即率部以强行军开向潢川，当时豫南一带气候阴霾潮湿，59军官兵多为北方人，不少人水土不服，士兵患上了恶性疟疾。由于药品匮乏，每天都有数十名官兵死亡。张自忠也染上了疟疾，但他发给全军的手谕要求：“各部队长必须亲自督促所部抢筑工事，不惜一切牺牲，与阵地共存亡！”随即又亲赴潢川城内，给守城的39旅安克敏旅长下达了死命令：“你要死守潢川，潢川就是你们的棺材！”
张自忠一直打到9月19日，完成了白崇禧的作战部署，最后在日寇面前安全撤退。日军占领潢川后，直捣罗山、信阳，胡宗南第1军和46军已严阵以待，其中第1军拥有当时国军唯一的坦克部队和彭孟缉的炮兵旅。然而，胡宗南坐拥国军最好的装备，用3个军7个师与日军已经血战数次的两个师团激战20多天，10月12日信阳失守。
李宗仁致电蒋介石，为张自忠请功：“张军团长奉令防守潢川。与敌激战5昼夜，其在城内部队，被优势之敌包围，与毒气之攻击，犹能艰苦奋战，不求增援，巧日始因伤亡过重，退出该城。该军团长遵守命令，恪尽厥职，殊堪佩慰，拟请钧座特予嘉奖。该军所缺兵额武器，并请准其提前补充，以资鼓励。”
10月12日，李宗仁电告张自忠，他已升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1。11月13日，张自忠又被任命为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下辖第33集团军、王瓒绪之第29集团军、刘汝明之第28军团、郭仟之江防军及萧之楚第26军等部，总兵力达15万余人。张自忠由此从一位将领升任为一方统帅。
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短短4个月里，日军曾在汉水东岸三阳店、洋梓、钟祥等地区发动过几次局部战斗，张自忠指挥所部接1 第33集团军下辖：第55军，军长曹福林；第29师，师长许文耀；第74师，师长李汉章；第59军，军长张自忠{兼}第38师，师长黄维纲；第18师，师长刘振三；骑兵第9师，师长张德顺；骑兵第13旅，旅长姚景川；第77军，军长冯治安(兼)；第37师，师长吉星文；第132师，师长王长海；第179师，师长何基沣；总部特务营营长杜兰喆。
连歼敌4000余人。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
上将军张自忠从追随冯玉祥练兵到抗日杀敌，终于成就了军人的无上荣耀。
两封绝命书，“除我等为其死，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1939年12月，张自忠率领右翼兵团参加冬季攻势1。12月12日，随着张自忠一声令下，右翼兵团数万大军一齐向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势，声震山河。经过8昼夜血战，38师终于攻克罗家陡坡北面的曾家大包。随后，又在王家台子一带杀伤日军1500多人。
在指挥部队展开正面进攻的同时，张自忠还策划了一次奇袭行动，命132师395团并配属394团一个营，对日军第13师团第103旅团部实施夜袭。
395团团长任廷材曾回忆说：张将军从电话中指示我们两条：第一，敌人在十几天的激烈战斗中损失很大，士气不振，已呈动摇之势；而敌人总指挥部距敌前线又远，敌后空虚，若出其不意夜袭敌后方定能取得胜利。因之，决定派你团完成这一任务。第二，你们都读过书，读书贵实践。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战争而死就重于泰山，否者轻如鸿毛。要我把这两条转达官兵2。
此战，我军以伤亡280人代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敌粮秣、弹药、医药用两个运输营搬运了两天才运完。
据统计，冬季攻势中第5战区歼敌30804人，是战绩最大的战区；1 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冬季攻势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一次全国性战略进攻战役。
2 张宗衡，《回忆张自忠将军》，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十二册第九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5月7日凌晨，张自忠不顾部下劝阻，亲自率军渡河作战。在去前的5月6日晚，张自忠致函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
仰之我弟如晤：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挺进与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3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小兄张自忠手启5月6日于快活铺“父亲每次出去打战都会留遗书。”张廉云说，”父亲有一个副官叫朱增源，我父亲牺牲以后，这个朱副官就在北碚守墓守了10年。朱副官讲，只要是一打仗出去，他(张自忠)就留下遗书，等着回来就一撕一烧就完了。”
张自忠将军临阵遗书张自忠渡河后，迅速和河东部队取得联络，经过3天战斗，日军后路几乎被切断。日军发现，对方有个电台不停地在向四处发报，他们断定有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到了前线，于是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电台的位置，迅速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从三个方面进行包围。
5月16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至下午3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
激战至午，张自忠退守南瓜店山坡。他看见前方伤亡惨重，把保护他的卫队都派去增援，送苏联顾问撤离战场，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副官马孝堂目睹了张自忠将军遇难的最后一刻。
“此时，张总司令已两处负伤，刚包扎好头部，正在包扎第二处伤时，敌弹又洞穿了他的前胸。”
张自忠对部属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
马孝堂仍坚持给他包扎。
这时，有数名日本兵搜索而来……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1。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张廉云说：“父亲每当战况紧急，他便抱着必死的决心，身先士卒，沉着勇敢地指挥部队，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他敢于率部与敌死拼。”
有人曾经揣测说，张自忠殉国是因为过去被误解，以死来表清白。
在张廉云眼里，父亲的牺牲是中国的传统道德使然。“对于父亲的牺牲，当时的记者说是我父亲要洗刷自己，一定要牺牲在战场。这个说法不对。首先，父亲完全是清白的，无需洗刷；再者，我们老家是孔孟之乡，我们家里面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影响很深，所以父亲受这个影响，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财，武将誓死报国身先士卒。”
然而，现在的一些著作，对上将之死越来越演义化，这让张廉云老人无可奈何。
1 蒋介石急电前线，告谕官兵：
顷悉荩忱总司令亲临前线督战，壮烈阵亡，噩耗传来，痛悼万分！顾荩忱忠贞英勇，牺牲成仁，本其素志，光荣一死，炳耀千秋！惟在此抗战中途，将星忽殒，使国家遽失长城，损失过大，其何以堪？此中追念素所信赖爱护之袍泽，不禁悲痛无已者也！至荩忱尽瘁抗日，功在国家，所有表扬抚恤诸事，自当从详拟订，呈请国府明令施行。其所部，请代中善为抚慰，务继荩忱总司令之遗志，益加儆奋，俾得复仇雪耻，完成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慰其在天之灵，是所切望！闻耗仓猝，未能尽意。现荩忱遗体，已否寻得运回？其阵亡详情，均盼详报。
“有个人写了个故事叫‘二斩孙二勇’，其实，孙二勇这个人物完全是杜撰的，59军中就没有这样一个人。”
张廉云说，父亲说得最多的是“良心”。父亲常说：“要凭良心，凭我的良心，求得良心的安慰。”张廉云说，在山东老家，“对得起良心”
是表明心迹、分量很重的常用语。她相信，抗战的胜利，足令父亲在九泉之下真正得到安慰了。
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看来，张自忠是“一个有良心的将军”。
“梅花上将”绵延至今的纪念
在张廉云的家中至今悬挂着一幅字：“忠义之志、壮烈之气、抗战军人之魂，生死不苟，民族气节精神。周恩来追念张自忠。”
自此，国人对张自忠的哀惋之声不绝于耳。蒋介石题“勋烈常昭”、冯玉祥题“荩忱不死”、周恩来作《追念张荩忱上将》并作长篇悼文。
史沫特莱称，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作哀辞：“其立志也坚，其制行也烈，初啮齿于危疆，终受命于前敌，身死功成，永为民族之光荣，是军人之圭臬。”
张廉云说：“毛主席题写挽词：精忠报国。冯玉祥先生则亲自为父亲墓碑题字：张上将自忠将军之墓。”
日军也对张自忠将军的牺牲肃然起敬，其遗体被日军发现后运往襄阳陈家集，那里有他们的驻军，郑重装殓后浅葬在陈家祠堂后面山坡上，并立一木牌：“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急令第5战区不惜代价夺回张自忠将军遗骸。38师师长黄维纲率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在混战之中将张总司令遗体抢回。当日军39师团接到司令部“将张自忠遗体用飞机送往汉口”的命令，为时已晚。
黄维纲部将棺抬至湖北荆门县襄河西岸快活铺，以上将礼服重殓后将灵柩运抵宜昌转重庆安葬。灵柩所经沿途各县，均有军政人员和各界1939年秋在荆门，系张自忠将军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群众都列队迎送，路祭悼念。在宜昌停灵3日，后转由民风号轮船送往重庆。
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肃立码头迎灵，蒋介石带领军政官员祭悼1，随后将灵柩送至北碚双柏树权厝在雨台山。冯玉祥除亲自为张自忠题写墓碑外，还在墓四周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地扬州梅花岭，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从1940年至1946年，每年5月16日，冯玉祥都会到梅花山纪念爱将。
“我父亲是中将领上将衔，殉国之后追晋为上将，他的史料入国史馆。”张廉云说。
1 当日，蒋介石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张总司令荩忱殉国之噩耗传来，举国震悼。今其灵柩于本日运抵重庆，中正于全军举哀悲恸之余，谨述其英武事迹，为我全体将士告。追维荩忱生平与敌作战，始于22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兹“豫鄂之役”，无役不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荩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7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今兹“随枣之役”，敌悉其全力，三路来攻。荩忱在枣阳之方家集，独当正面，断其归路，毙敌无算，我军大捷。假荩忱不死，则此役收效当不止此。今强敌未夷，大将先陨，摧我心膂，丧我股肱，岂唯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300万将士同胞之所同声痛哭者也。抑中正私心尤有所痛惜者，荩忱之勇敢善战，举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唯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大白于世。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固非寻常之人所及知，赤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中正于荩忱信之尤笃，而知之特深，荩忱亦坚贞自矢，不负平生付托之重，方期安危共仗，克竟全功，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志，此中正所谓于荩忱之死，重为国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虽然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即中华民国之所由建立于不敝者也。今荩忱虽殉国，而我三民主义之精神，实由荩忱而发挥之；中华民国历史之荣光，实由荩忱而光大之。其功虽未竟，吾辈后死之将士，皆当志其所志，效忠党国，增其敌忾，翦此寇仇，以完成荩忱未竟之志，是荩忱虽死犹不死也。愿我全体将士其共勉之。
王陆一的《宜昌哀挽行》则记载了当时“十万人缀队以行，庄严沉毅，整肃无比，视敌机盘旋蔑如也。”
由于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战死沙场军衔最高的指挥官，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全国抗战士气，未立即发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将此消息公诸报端。随后，全国各地都先后举行了规模大小不同的追悼和公祭仪式。
1946年，获颁荣字第一号荣哀状。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徐州、济南等城市均有街道被命名为“张自忠路”。1982年4月16日，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各地的怀念，让张廉云至今感动。她说：“除了街道命名，在中国其他城市，如重庆市北碚梅花山，有张自忠烈士陵园；在故乡山东临清，建有故里碑亭。70年来，各地对于父亲的纪念，令我和家人的心中一直怀着感恩之情。”
1944年春，她第一次来到宜城父亲殉国处，“当时宜城山上就有了一个碑：张上将殉国处”。“父亲是名字留传于世的，还有很多烈士没有留下名字，也许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不知他们的死亡，还在盼着他们回来。”张廉云说，“我第一次去同难官兵公墓，当地老乡给我讲，一打仗老乡都跑到山里头去了，等着仗打完了，日本人走了，他们帮着军队来收理战士的遗体，后边自然就堆了这么一个坟，后来就叫‘张上将同难官兵公墓’。”
这个坟里，葬着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这是无名英雄，身葬异地，永远没有姓名。每次到这个同难官兵公墓，我都会到那去行礼、致敬。”“后来我就读的复旦大学临时迁至重庆，学校离父亲的墓很近，我能常去看他。”张廉云说。
1945年8月，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终于迎来了胜利。对于22岁的张廉云来说，这一刻实在等待了太久了，已经是一名进步学生的她，一直清楚地记得日本宣告投降那一天的情景。
“当时我在重庆，要到成都去一趟，去看看我的哥哥、嫂子和侄子，走到半路了，我就看到当地的老百姓热闹极了，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当时，车停了下来，司机就下去问，回来司机就告诉我：日本投降了。听到日本投降了，我当时就想起了陆游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说日本投降了，我也得告诉我父亲。张廉云在车上就默默地说：“爸爸，日本投降了，咱们胜利了。”她一边说就一边流泪。
如今，70年过去了，张廉云一家最惦记的地方依然是距离北京遥远的重庆北碚，“那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崇尚忠孝的张自忠
1891年8月11日，张自忠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园的一个达官人家，他在八个子女中排行老五，唐园人习惯称他为“五叔”。
“祖父在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因为脑溢血在任时去世了，祖母就此挑起了全家的重担。父亲对祖母非常孝顺。”1904年，张自忠跟随父母在江苏省赣榆县读私塾。父亲张树桂任赣榆县巡检。1905年，张树桂任江苏赣榆知县，“父亲十二三岁的时候有点调皮，祖父怕他在那里惹事情，就让他回家念书。”1906年，他随四兄自严回到家乡。
1907年，由母亲冯氏做主，张自忠与县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婚。
张廉云出生在1923年，当时张自忠已有两个儿子，廉云是他唯一的女儿。“祖母当时听说有了一个孙女，就想到北京看看，叔叔送祖母到京。”
“父亲知道祖母来了非常高兴，我父亲一进院子首先就喊娘。”但是此时在北京的张自忠异常繁忙，“冯玉祥先生的军纪极严，无法长时间陪伴。有时他一边和祖母说话，一边看看表，到时间就得走”。这个小小的举动被祖母看在眼里，“我祖母就觉得挺委屈，就说我在这住得又不长，你看他这么紧张，就要走”。
有时候，张自忠回家后发现母亲说话不多，“他就立刻去问我母亲，你是不是惹母亲生气了？”张廉云说：“有一次，母亲当着我祖母和我父亲两个人的面说：‘你一话少，他就说我惹你生气了。母亲觉得很委屈。’”
“由于祖母之前没在外长住过，住了一段时间就觉得不习惯，要回山东老家。临别时，火车缓缓开动，父亲躲在站台的柱子后边偷偷流泪。”在唐园人的记忆里，张自忠一向很尊重几位兄长。每次回家都亲自登门看望已经“分家”出去的大哥、三哥和四哥。“几位伯母都说：五叔好，他同在家时一样，一点没变。”
在张廉云的记忆里，父亲对待乡亲们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
有一年，我堂哥结婚，我们全家一起回临清老家。村里有个70多岁的老乡王长法，有一天，父亲从家中出来，看见他正背着粪筐从粪坑里往上爬，因年龄大、粪筐满，爬着十分吃力。父亲见状，急忙把他挟了上来。
我们有一个本族的八姑，家境很艰难。我堂哥结婚时，八姑也来了，大家都不把她当回事，父亲却热情地把她让到上座，和他话聊常。不管亲疏、远近、贫富，父亲都亲切地打招呼。家里有困难的，都会送点钱接济。
童年的张廉云意识里，父亲有点重女轻男。“我有两个哥哥，他对哥哥们说话都很严肃，常常教训他们不要做‘家里蹲’、‘衣架子’。他对男孩子很严厉，遇到有空的时候，把子侄们一块叫过来训一顿，说你们不要依靠老人、不要依靠着我，你们要自立，应该努力。”
“但父亲对女孩子都比较喜欢，我姐姐廉瑜是我叔叔的女儿。10岁就跟着我父母出来了，一直到她结婚。堂姐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她在我父母面前有点撒娇。父亲很喜欢她，在家里就叫她‘二妮’。有时堂姐顽皮，父亲就点着她的头说‘你个傻二妮’。”
廉瑜比廉云大5岁，1996年在北京过世。“有一次喜峰口打仗后，我父亲从前方回来，我们也从天津回来了。一敲门，我姐姐开门。我父亲看着她就说，‘你怎么来了？’我姐姐就说：‘你怎么来了？’她可以很随便。”
“我父亲没了以后，我姐姐非常难过。我们老家的习惯是丧父母后，子、媳、女要戴孝三年。我姐姐为伯父母也戴了三年孝。后来，她在北京同仁医院工作，1947年底，来北京参加了创办北京自忠小学。”
廉云的大哥叫廉珍，二哥叫廉静。“父亲非常喜欢二哥廉静。”
父亲回到家里，有时候会喊：“张廉静”。
小廉静就高声回应：“有”。
“唱段戏！”
廉静就盘着腿，就唱起来，“恨杨广，斩忠良……”
可惜的是，二哥廉静不到17岁就因伤寒在山东老家早逝。“父亲喜欢廉静，所以对父母的打击挺大的。但是父亲和母亲的性格，都是感情极不外露的。他们俩见面以后知道廉静没有了，都比较沉默。母亲就坐在屋子里流泪，父亲就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心情很沉重。”
张廉云说：“大哥廉珍比我大12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上海得病去世的，大哥生有7个男孩，现分别在美国、上海、天津、成都等地工作。”
以前，曾有人自称是张自忠的“遗孤”。张廉云强调说，她只有两个哥哥，现均已去世，有7个侄子庆宜、庆安、庆隆、纪祖、庆范、庆成和庆新，并没有其他“孩子”了。
父亲牺牲后，廉云在叔叔的照顾下，继续在上海求学，后来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解放后，先后在学校和医院工作。
“我是交叉党员。我先入的中国共产党，后加入的‘民革’。”在“民革”工作了18年的张廉云，一直做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3年至1998年)、全国政协委员。
张廉云老人说：“‘文革’差点过不来，家庭包袱背了很久。我的家庭出身是军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民政部追认我父亲为革命烈士，这个包袱才去掉了。”
如今，张廉云的两个儿子车晴和车临分别在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央电视台工作。
74岁退休后，张廉云闲暇时与老朋友通通电话，她说：“前几天，我和素我大姐通电话，大姐说前几天她刚接受采访”。退休后，她还上老年大学，学了十多年的书法。她说：“今年5月，在重庆市举行的纪念活动上，我站一个小时都不觉得累，我就想这和我十多年站着写字有关。”
从年少时随父奔波到青春年华时父亲殉国，张廉云在此后70年的漫长人生里，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心中。
治军有方的“张扒皮”
1908年，张自忠考入临清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又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就读。
1914年，张自忠约上5个同乡，投奔到北洋政府陆军第20师39旅任团长的车震。
车震与张自忠的三兄自清相识，也是山东临清人。那时当兵非常艰苦，抬煤、割麦、抬米无所不干。同去的6个人中5个人吃不下这么大的苦头，告假返乡一去不返，而同样出身富裕家庭的张自忠却选择了留下。
“父亲也曾在家书中感叹军营的苦：‘塞外奇寒，值此严冬，每日下操，手足皮肤均已冻僵，操毕回营，须先立户外，稍缓须臾方可入室，否则冷热相激，骨节溶化，手指耳鼻即脱落矣。除下操外，扛米抬炭，掘壕堆土，终日工作，休息时间甚少……’”
但是，张自忠凭借过人的意志力坚持了下来，这也成为他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制胜逆转的重要原因。
车震对张自忠非常赏识，不久便提拔他当司务长。
1915年，张自忠随车部步行数百里，开赴绥远丰镇。1916年又随军移驻湖南岳州。这时车震已经升任暂编第一师师长兼1931年，任二十九岳州镇守使，张自忠军三十八师师长被其任命为师部参谋。后因车部被击溃，张自忠被迫返乡。
1917年，车震去天津办事，他亲自带着张自忠去廊坊，向冯玉祥引荐。冯玉祥留他在所率16混成旅当差遣，此时，张自忠已经25岁，而冯部的刘汝明、冯治安、吉鸿昌等人均比其年轻，并已当上连长。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此时的编外见习官张自忠在正确的地方遇到了正确的人。
张自忠与冯玉祥的相遇，让张自忠的人生由此发生了转折。终其一生，“父亲视冯先生为知遇之恩”，而冯玉祥正是通过其知才善用而造就了张自忠。从此，张自忠在冯玉祥麾下晋升迅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官学校校长、总部副官长等职。
资历并不深厚的张自忠，迅速的升迁也招致了不少的困扰。张自忠在家中有时候不免发发牢骚说要“隐居山林”。“我父亲当时职务升级比较顺，顺得话有些人有点妒忌，我父亲在家就说：哎呀，我啊，不干这些事情了，我上山当和尚隐居去了。他就在家里这么说，我们听了之后就觉得父亲上山了，我们就跟你去，上山好好伺候你。”
追随冯玉祥多年的张自忠也以善于练兵著称，用“夏练三伏，冬练1三九”之法来锤炼士兵的意志。在寒冬沙尘暴天气，学员只能外穿棉衣、内穿短袖衫及裤头，不准另外穿衣服，要往返100多里练急行军，夜间要练习破除冰冻挖沟，每连一夜要完成一排人的掘圹散兵壕。在夏天大雨天气，要演战斗教练，官兵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回营后每人给一碗1 夏日三伏天，早晚两次下操共计4个小时，要衣帽整齐，外穿军衣，内穿白裤褂，扎皮带。连、排长带有防暑药，备中暑者服用。为的是锻炼部队在高温情况下也能打仗。他除注重射击、刺杀、投弹等基本军事科目的训练外，还很注意军事体育项目的训练及部队体质的锻炼。要求人人都会单杠的三大套(即曲身上、摇动回转、拿大顶)，跑阻拦、越障碍、跳木马及在一丈多高的天桥上跑来跑去，再从天桥上拿个大顶山高空飞跃而下，以锻炼身体和技能。
张将军常说：战争之事，或跋涉于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骋于酷暑恶瘴之乡，或露营于雨雪，或昼夜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在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这种精神和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兵之宗旨，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属，应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精娴其技术，临阵才能有恃无恐。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他曾对我说：“南京蒋介石办的军官学校，学员的生活待遇太优厚，培养出来的学生是经不起大的战争考验的。”
姜糖水喝，以防受寒。
“父亲虽然家境富裕，又是学生出身，却一点没有那种浮华奢侈的习气，对于部下，虽然纪律严明，却也爱兵如子。”
张自忠即便是当25师师长时，也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同样的大锅饭。“部队每班有一套理发工具，士兵自己给自己理发。他也自备一套理发工具，常自己给自己推光头。他不刮胡须，长了就用医生用的弯剪子剪。他常夜间亲自查岗查营。天冷了，如官兵没穿上棉衣，他也决不穿。他关心部队生活，爱护病号。官兵有困难，他总设法帮助解决。他还和官兵一起抬土、修路，参加劳动。”张宗衡回忆说。
由于长期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在军中的威望日益高涨，学生遍及西北军各部队中。
“父亲比较沉稳，话比较少。但他长得非常精神，不是外面有人说的清秀。父亲是个很精神、很硬朗的人。”张廉云起身拿出装有父亲全部照片的相册，张自忠将军的英武外貌和犀利目光，让人有不怒自威之感。“父亲带军挺严，他军队里的人都挺怕他。他眼窝浅，容不下一粒沙子，因此就有了个外号：‘张扒皮’。他有个口头语：‘我砸折了你的腿扒皮！’这是训练军队很生气的时候说的口头禅，后来就这么传了起来。”
在严格的训练之下，他的部队所向披靡，而他本人也因为英勇善战、镇定指挥而在抗战前就已经成为赫赫有名的西北军名将。
张自忠生平
张自忠(1891—1940)抗日民族英雄。山东临清人，字荩忱。1911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1914年投笔从戎。1917年转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官学校校长、总部副官长等职。1931年任国民党第29军第38师师长。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获“喜峰口大捷”。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长。
“七七事变”后，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1937年底回归旧部，代理59军军长。次年，参加“台儿庄会战”、“徐州突围”、“武汉保卫战”，以战功升任第27集团军团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1939年加上将衔，参加“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歼敌甚众。1940年5月，参加“枣宜会战”。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遭日军重兵合围，力战不退，壮烈殉国。
张廉云，1923年生，1950年—1951年任北京小学校长。后到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积水潭医院任职。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张自忠简介张自忠(1891-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唐园村人。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1908年入临清中学堂读书。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第二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目睹列强欺凌中国，军阀混战，痛感国家不幸，民族多难，立志报国，于是弃学从戎。1914年秋，到奉天(今沈阳)新民屯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车震部下当兵。不久，被提升为司务长。1917年，到十六军混成旅冯玉祥军中。起初被派为差遣，不久升任排长。1919年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结业后即升任模范二连连长。以后继任学兵团营长。1924年，升任兵团团长。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长。1927年4月，被委任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1928年，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1929年，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同年冬，原二十五师改编为第六师，任师长，后参加中原大战。
“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余部改编为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九军，任该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1933年初，二十九军奉命参加长城抗战，率所部与三十七师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名声大震。同年夏，参加察北抗战。1935年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40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他率部从右翼打击向枣阳地区进犯的日军主力。5月7日，率总部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从宜城东渡襄河，给敌人以极大威胁。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5月16日，被困在南瓜店的杏儿山，缸子口。从早晨到中午，他奋勇督战，不肯退避。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18日，日军冲上杏儿山，他身中七弹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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