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马英九、吴敦义在“中选会”开始办理选举候选人登记申请程序时，“抢头香”在第一时间进行登记，固然是充分利用马英九的“现任”优势，不必像其它参选组别那样必须具备许多证明文件，因而占了便宜，是在情理之中。而马英九为“密会组头并收受政治献金”之说正式提告民进党，则显得有点意外。

　　其实，就马英九个人而言，是容不得半点瑕疵，更何况是对他个人道德操守的抹黑。实际上，马英九在出任“陆委会特任副主委”时，由于兼任发言人，也由于当时有关两岸关系的新闻都具有轰动性及新鲜度，故各类媒体都频频报道他的发言。但每当发现有媒体未能准确地引述他的发言内容，就当即发出要求更正函件。因此，专跑“陆委会”的记者都称他为“马更正”。这种“更正”的严谨作风，连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也不能幸免。

　　如果说，马英九对未能准确报道他的言论的媒体发出“更正稿”，尚算是官媒之间为求新闻报道的准确性而进行的新闻技术操作，因而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马英九对“在野党”及其发言人的不实言论进行提告，则确是罕见。正因为如此，民进党曾经“吃定”了马英九不会也不敢提告，呛声“请‘总统’一定要提告！”

　　可能正是马团队在民进党的这个态度中，发现了事态并不寻常。这已不是什么失实与否的问题，而是以制造选战“奥步”（阴招）著称的“新潮流战略之神”邱义仁的一个选战阴谋，是一系列抹黑动作中的第一步，至少也是“钓鱼式陷阱”。如果马英九是为了维持“风度”而保持沉默，民进党就会认为马英九已经吃了哑巴亏，就必然会得寸进尺，持续加码，向马英九发动“抹黑”大战，全面摧毁马英九所自傲的道德形象。这样，就在蔡英文与马英九的形象同构型甚高的背景下，先把马英九压下去。倘若马英九中计，被动地回应民进党的指控，民进党就将会放长线钓大鱼，有步骤地逐次放出鱼饵，步步诱惑马英九上钩，从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发放马英九过去曾经在公开场合与陈盈助接触的照片，以混淆视线，到加码指控，找来一些与陈盈助关系密切的人，跳出来予以“证实”，都将会严重摧毁马英九的形象和选情。因此，必须撕破情面，及时予以反击，将邱义仁的阴谋制止在初出笼阶段。

　　本来，马英九确是完全以展现“风度”，不与小人计较的，说不好还将得到不少民众的欣赏和认可，并可令到一些本来并不满意他的选民，因为受到感动而改变对他的观感，做出正确的投票抉择。但是，倘如任由民进党抹黑，对马英九的损害将会更大。在两相权衡之下，马英九发现其所“得”，完全抵盖不了遭受算计的所“失”，甚至完全失衡。因此，不能再“保持风度”，毕竟个人形象遭受抹黑事小，而连累国民党整体选战利益以至是台海和平却是大事。

　　如果循刑事案提告，需要考虑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按“大法官会议”第509号“释宪案”对刑事诽谤的构成要件要求严谨，且诽谤必须证明被告出于故意，举证难度颇高，不一定能告得赢，且刑事案官司旷持日久，初审、二审及终审之间往往判决结果相反，而频频发回重审，马英九须频频出庭应讯，有损当局领导人形象。而且，媒体的密集报道，即使是对自己有利，也不是什么好事。而民事侵权官司，侵权的构成要件不若刑事诽谤高，即便只是过失，也可能构成侵权，必须负赔偿责任。就以本案为例，只要民进党在“密会组头”一事的公开发言显有过失之处，比如民进党发言人将《壹周刊》所捏造的“一亿元”加码为“三亿元”，即可能构成侵权行为。因此，马团队改变政策，循民事方向提告。

　　即使如此，马团队还是小心因应，将民进党与《壹周刊》分别对待即使明知《壹周刊》是捏造事实，但由于它具有媒体属性，操作稍为不慎就会误踏“妨碍新闻自由”陷阱，尤其是马英九作为当局领导人，一言一行都属于可评议范畴，因而马团队决定马英九避开《壹周刊》，由政治地位较低的黄慧敏与之周旋，而直接提告民进党。然而，此宗事件的源头是在于《壹周刊》，只是提告引述《壹周刊》所刊载不实材料者，似是难以服众。而民进党发言人有将《壹周刊》所捏造的“一亿元”加码为“三亿元”的所为，这就为马英九自己提告民进党提供了理据。而马英九以“个人”名义提告，也避开了“执政党”对“在野党”“滥用权力”的问题，并也避开了当局领导人对平民的“不平等”视觉。但毕竟，马英九怎么说也撇不开其当局领导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