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外界都很好奇，你的投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商业判断，多大程度上基于政治分析？

　　李嘉诚：作为负责任的国际企业主持人，经营业务不能铤而走险，一切必须以股东利益为大前提。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在政策不公平、营商环境不佳、政府选择性行使权力之下，投资意欲一定相对下降。

　　我并非万能，无法预测政治变化，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作出对股东有利的事，因为股东对我是非常信任的。

　　记者：这几年有些企业家因为各种顾虑，表示在商言商，不谈国事，商人要不要关心政治、谈论国事，你怎样看？

　　李嘉诚：我不是聪明的人(笑)。你提到的是明哲保身，不过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担忧也没用。

　　我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就难以处理，希望政治和经济好，让人民富国家强。我曾经说过：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

　　记者：对于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李先生是否有留意？你对其中涉及到改革的举措怎样评价？

　　李嘉诚：我这么爱自己的国家，一定都会去关注。我对经济的改革，例如农民土地变成资产，让广大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和赋予农民更大财产权利，还有国企盈利上缴30%以改善人民生活，这些绝对是好事。还有国家鼓励企业到外地投资，我在外国投资方面算是走前一点，可以说成功吧！

　　记者：那你觉得这次三中全会有哪些方面没提及？

　　李嘉诚：提出的都是对国家前途有好处的，但没可能让13亿人每个人都高兴，但是我对国家是心存很大的希望和盼望。

　　记者：你觉得香港自由市场经济信条是否开始被挑战？一个更福利化的香港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么？

　　李嘉诚：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原则”和“法治”，两者皆来之不易，但如果管治失当，也可以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至于福利化社会是否适用香港？关键是，我们要有选择，要大家扶贫，也要自愿，只能使用引导的方法；我相信，香港人一向热心于慈善，乐意助人，对我来说，帮助低收入人士是义不容辞的事；但如果政府政策错误，不能解决社会缺乏上进机会的问题，只向有能力的人开刀，这是错误的，因为香港人都想创富，政府的角色，应该要令人人有创富的机会，而不是等待“打救”。

　　记者：坊间传闻香港的楼市政策影响你在香港的投资举措，对此，你怎么看？

　　李嘉诚：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政策，香港不能“人治”，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

　　我与香港或各国政府的关系都是建基于此的，不会因个别领导人或官员的变动而受影响，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

　　“为官难，为民亦不易”，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未当官，因为为官者要面对如何平衡和解决不同权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