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新闻周刊》特约评论员 郑永年
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
人们那么关切中国，但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有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也一直很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一些人也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西方社会很希望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走向西方式“民主”。但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是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人们要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执政党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这种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多数政权则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美欧等国，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而中国共产党执政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它避免了个人专制，而且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堪忍受。
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一些西方国家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则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在西方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中国的制度并不是不存在问题。中国的制度也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要认识中国，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不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否则，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将更无助于解决问题。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东方新闻周刊》2011年5月9日创刊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