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仇子明遭通缉一事已然清楚外，另外两起事件还有待警方查实，以便呈现幕后的黑手。然而，逼迫记者流亡、诱打记者及冲击报社并非虚构，明明白白证实了暴力威胁的真实存在。记者和报社受到黑白两道的打击，这在过往也有显露，但像现在这般频繁也属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毫不掩饰它们的意图，不仅要在身体上重创记者，还要在精神上给予恐吓，手段嚣张而卑劣。

　　暴力事件在数量上显示了事态的严重性，更从性质上反映了针对记者的暴力升级。这在于记者面对的不再是零星的恶人，而是握有雄厚实力的财团，以及地方财团结合在一起的、异化的公权迫害。为了封锁媒体公开真相，暴力联盟动用一切资源，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试图扑灭对己不利的媒体声音。暴力与记者正义的对立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在暴力升级的态势下，必须要对它们造成的危害有清醒认识。对一位记者的威胁，就是对所有记者的威胁。一家报社受到冲击，阴影必定会波及所有报社。记者若不能安身，岂能执笔立命？报社若不稳固，岂能代言公义？记者和媒体在前，背后是大众。暴力震慑想要在心理上战胜新闻界。如果新闻界不能给予合法的、效力对称的反击，一旦暴力被效仿扩散，后果难以估量。

　　暴力对记者的影响不限于报界。很多人站在不同立场上，观察这轮暴力活动的走向。这其中包括“依法撤销刑拘决定”的遂昌县警察和浙江凯恩公司，也包括那些表面撇清暴力干系但难除嫌疑的影子公司。它们在评估暴力试探的社会反响。更多的新闻界人士不是初次感知恐惧，他们也在揣测暴力频仍的后续震荡。大众也在比较自己与记者的处境，提出问题，寻找答案。

　　在暗藏暴力潜流的环境中工作，记者何以自处？依法维权是应有之义，同侪守望相助更是不可或缺。《经济观察报》和《华夏时报》都迅速发表了谴责暴力的声明。基于感同身受的不安全感，公众力撑记者及报社的抗议行动。想象中的新闻界共同体，原来不是镜花水月，即使有不堪的前例，但新闻界仍具备共同感受、共同行动的能力。新闻界共同体为自身反暴力，即是替大众反暴力。

　　在动用通缉令打压记者职务行为的事例中，记者被迫流亡江湖。尽管情况如今有了逆转，但可以说变异的公权方没有输，记者和报社更没赢。这种输赢未决的含糊情势暗示了很多信息，对新闻界而言绝非利好。这预示着或还会有下一次暴力，而记者和报社很少有机会获得彻底的胜利。这是实情，新闻界不该悲观，要始终保持警惕，力求团结，自觉促进共同体的成长。

　　报界以笔墨书写道义，报社所仰仗的无非是良心和读者。新闻记者不可能凭书生之力消弭野心勃勃的暴行。不可驯服的暴力不由新闻界掌控，新闻界共同体却能由内部勉力生成，因应同样的威胁结成同仁的韧性。记者与暴力仍处于相持阶段，建设共同体是一件长期的事业。暴力会从此番集中宣泄中吸取狡猾的能力，而新闻界抵御暴力冲击，只能向大众靠拢，向共同体取暖，是为同道不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