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8年前开始，大馆市成为日本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坚持市政府出资、主办反战和平祭奠活动的城市。它的史册，是一部传奇。

　　68年前的抗争

　　2013年6月28日，23岁的王洋洋踏上了大馆市的土地。

　　“我是非常坚定反日的。你看我全身上下有一件日货吗？”这个学舞蹈、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说。

　　他对日本的反感和愤恨，不只来源于书本和抗战剧。他的爷爷王振瑞，当年就差点死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企业在中国华北地区抓捕中国平民及抗日力量，到日本135处企业单位，从事集中营式的残酷劳动。

　　据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编制会执行委员会《劫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记载，日本侵略者仅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抓捕41758名中国人。到抗战胜利，其中9644人死亡。

　　其中，被押送到花冈矿山的中国人，就有王洋洋的爷爷王振瑞，也有王红的父亲王敏。1944年农历四月，王敏在河北省深泽县甄家庄执行抗日任务时被捕。

　　“当时日军登记时，我父亲化名张开化。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还是游击队小队长，当时已经是第二次被抓了。被捕时，他就以为脑袋要开花了，所以叫‘开化’。”王敏的女儿王红说。

　　当时，作为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铜矿，花冈矿山在军需产业中地位很重要。

　　但花冈矿山风光背后的中国劳工则被忽略了。他们穿着单衣、草鞋，在冬天零摄氏度的河水里，做十五六个小时的苦役，吃的是只有两个拳头大小的橡子面窝头。遇难劳工薛同道只因为在路上捡了一个苹果核充饥，就被日本监工围殴而死。

　　劳工耿淳是这些中国劳工的大队长。依据他的证词，“粮食黑得像土，硬得像石头，吃后人人腹痛、泻肚，有时一天之内，竟有四五人死去。”身边的难友经常“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甚至，“人吃人”的惨剧也被迫发生。有一天，几个难友把专管火化尸体的李担子推到了耿淳面前：“队长，把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打死吧！”李担子也哭着跪了下来：“队长，把我活埋了吧！我不是人，我不如一条狗！”

　　原来，李担子在火化难友尸体时，偷偷割了一块半生不熟的人肉，用破布包住，偷吃充饥。

　　“听着李担子的哭诉，我心如刀割。这是他的罪过吗？这都是日寇逼出来的啊！”耿淳回忆，他只能扶起李担子，告诫他以后不能再这么做。

　　更侮辱中国劳工的是，日本人将他们居住的破房以革命先驱孙中山命名，称为“中山寮”。

　　笼罩在“亡国”、“奴隶”的绝望之中，花冈的中国劳工没有倒下。1945年6月30日夜，在耿淳等人的领导下，他们打死日本监工，集体逃往附近的狮子森山。参加暴动的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干部、八路军战士、国民党军官、伪军士兵，更多的是普通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商人……

　　在《花冈事件》一书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评价，花冈暴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这次抗暴斗争是一次自杀性斗争。他们事前约定，严禁暴动侵扰日本老百姓，还放过了两位好心的日本监工，并决定如果失败就一起投海自杀。”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介绍说。他长期推动劳工战后维权工作。

　　依据史料，震惊的日本警方出动两万军警围捕。第二天，中国劳工全部牺牲或被俘。

　　接下来，大馆市的共乐馆广场上，血案上演。奄奄一息的中国人被反绑双手，跪在铺着尖利石子的广场上，没吃没喝地跪了三天三夜。如果跪得不直就被毒打，甚至一些日本平民也向他们砸石头。

　　最后，被强掳到花冈矿山的979名中国劳工中，418人惨死。领头的大队长耿淳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其余12人被判有期徒刑。后因日本投降，他们才幸免于难。

　　抗战胜利后，几名被解放的劳工留在日本，参加了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日军暴行。1948年3月，法庭分别判处6名战犯——鹿岛职员和警察死刑或有期徒刑。

　　这一系列史料，现在被展览在花冈河畔的一所原木屋里，紧邻着劳工当年的工地。

　　“我们日本人必须要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的灾难，现在已成为中国民众很难愈合的心灵伤口。花冈惨案就是其中之一。”著名中日友好人士、曾任日本国会参议员的田英夫曾在书中如此写道，“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也不允许逃避。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历史事实。”

　　从“花冈暴动”日到“和平纪念日”

　　这是王洋洋第一次来到日本。2013年6月29日，在大馆市政府会馆等着他们的，是一个瘦高、略微谢顶的日本人。他叫谷地田恒夫。他戴着眼镜，走路要拄着拐杖，停步的时候却总是站得笔直。

　　1945年8月28日，谷地田恒夫还只有5岁，住在大馆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妈妈在厨房切菜，忽然抬起头来。外面传来食品降落伞投放的“呼呼”声，妈妈赶忙放下菜刀跑了出去。他也跟着去拿降落伞。

　　当时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有中国劳工也去拿降落伞，却被全村人绑起来殴打，一边骂着“抢过罗！”(音译，当时日语对“中国人”的蔑称，意义类似“支那人”——记者注)

　　“当时，我也跟着其他小孩一起欢呼拍手，用石头砸了中国劳工。”今年已经73岁的谷地田恒夫坐在沙发上，平静地回忆道。

　　现在，他是当地市民团体“花冈和平纪念会”的副理事长，每年都要组织“6·30”花冈中国殉难者祭奠大会。

　　直到高中二年级，谷地田才第一次“进城”，到了花冈。他是骑自行车来听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演讲。

　　当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花冈事件，更不知道很多中国人死在他听演讲的地方附近。

　　1959年，19岁的谷地田恒夫家里困难，再也无法支撑他的学业了。念到大学二年级的他回到家乡，当了邮递员。

　　在1914年，谷地田先生母亲出生的那一年，秋田县的工会组织成立了。在当时日本政府统治下，活动往往遭到警察的阻挠和镇压。但工会还是成为了后来当地左翼运动的源头。

　　“农民和矿山的人，工会活动已经进入了生命中。”谷地田恒夫说。工作后，他自己也参加了工会，长期担任日本劳动组合联合会大馆协议会事务局长(相当于大馆市的工会组织负责人——记者注)。

　　他工作的邮局就正面对着共乐馆广场。但他依然不知道花冈暴动。

　　“和同事前辈吃饭喝酒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随便地聊起战争经历，比如说谁去中国参过战，负了伤，用便盆吃过饭……但都不是什么严肃的谈话。”

　　最后，他是偶然在朝鲜人卖酒的店铺里，第一次听说了花冈事件。

　　这震惊了年轻的谷地田，在他心中，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作为工会会员，我知道东京、广岛、长崎有反对原子弹运动。那花冈也发生了重要的中国劳工暴动事件，为何花冈不做和平运动？”

　　从1952年开始，大馆人把“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每年为死难中国劳工举行追悼大会等各种纪念活动。

　　谷地田恒夫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馆市当地的和平运动主要是工会发起的。一开始我们是以劳动者生活改善为中心，然后发展到和平运动。”

　　1963年，在花冈町的十濑野公园墓地，在日本朋友的宣传募捐下，高大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树立起来。碑的背面铭刻着每一个殉难者的姓名。每年的6月30日，追悼大会就在碑下召开。

　　1969年开始，29岁的谷地田恒夫开始宣传花冈事件。那年的6月30日一大早，他登上中国劳工逃亡过的狮子森山，为大馆人讲解这段历史。

　　登山的工会成员平均在20～50人规模。“上世纪90年代，有一年的‘6·30’下雨，我等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来。年轻的工会会员平时答应得很好，最后却都推说有事来不了。我真的很生气，想明年绝对不干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五十个人来了。”

　　他没想到，这一干，就坚持了44年。

　　1985年，大馆市举行“花冈惨案”第40次慰灵活动，新华社为此播发新闻。这惊动了河南省襄城县的一个人。

　　他就是当年差点死在花冈的暴动发起人耿淳。他看到后，夜不能寐，带着试探的心情给一个人写了信。

　　信是写给他的难友刘智渠。刘在1945年为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作证后，就留在了日本华侨总会。

　　这一年，日本首相在战后首次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多国的强烈抗议。

　　出乎耿淳意料，刘智渠真的收到了这封漂洋过海的信。中日友好人士都为此激动了：“历史中的英雄，还活着！”

　　1987年，大馆市的战后第42次慰灵大会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第一次有中国人参与。

　　时年73岁的耿淳应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田英夫、土井多贺子、宇都宫德马和时任大馆市长山健之郎的邀请，再度踏上花冈的土地。当时迎接他的就是谷地田恒夫。

　　那一年的“6·30”大会当天，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前，已经谢顶的耿淳端起一碗酒，祭奠死去的难友。他身后，是上百名肃立默哀的日本官员和平民。此事轰动了两国，中日报纸均作了大量报道。

历史醒来

　　也是在1987年，王红父女从《解放军报》上看到耿淳的消息，就和耿淳通上了信。

　　当时40岁的王红，此前只从妈妈嘴里听说过父亲被抓到日本，有过暴动。但是，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被调查，“历史不清”，对儿女也有所影响。因此家里人不知道具体情况，父亲也讳莫如深，从来不谈。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我们谁都没从民族的高度来看花冈事件，是后来才明白的。”王红说。她已经多年参加大馆市的“6·30”祭奠。2013年由于患病，她未能参加。

　　在知道大馆市数十年坚持纪念遇难中国劳工后，幸存的老人百感交集。但他们都认为，这就是最终的结果。没想到，这只是今后20多年抗争的开始。

　　1988年10月，一个改变他们想法的人，“从天而降”。

　　他是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他从日本飞到河南开封，见到了花冈事件的幸存者耿淳、王敏、张兆国、刘玉清。

　　当时，王红陪着父亲去了开封，她以为就是老难友的一次聚会，“爸年纪大了，我陪他去，照顾一下。”

　　“没想到，一下飞机，林先生就对着老人拍个不停。我从那时才知道，老人们的历史那么悲壮，为什么这段历史却在祖国被埋没呢？”

　　这时候，他们才知道，战争的加害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花冈矿山的企业主——鹿岛组社长鹿岛守之助，在战后官运发达，就任日本内阁国务大臣。他坚定支持右翼首相岸信介，对战后日本反华政策有很大影响。

　　在对华立场上，鹿岛死抱着日台条约，反对中日恢复邦交。1964年3月，他在日本国会宣扬，反对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于是，1989年12月，以耿淳为首的花冈惨案幸存者，第一次对鹿岛建设公司发出公开信，严正提出公开谢罪、赔偿、建立纪念馆的三项要求。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民间开始启动对日赔偿。1987年9月有湖北省的李固平，1991年3月是北京的童增，他们先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对日赔偿问题。”长期研究强掳劳工问题的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同时，在林伯耀的支持下，河北大学的刘宝辰教授带着学生开始寻找花冈事件幸存者。从那时到现在，谷地田恒夫总计39次来华，为幸存者做调查和记录。

　　1990年11月9日，幸存的39名老人来到北京，挂起了白纸黑字的“奠”字。这是中国国内的首次“花冈事件殉难者追悼大会”。

　　一次，谷地田恒夫和夫人到北京参加幸存者会议。在走廊里，他们看到一位幸存老人久久站在门外。

　　“您怎么不进去？”夫人问道。

　　老人的回答里有仇恨和恐惧：“我不想看到日本人！”他讲述了当年的回忆，痛哭失声。

　　1992年，在人民大会堂，花冈事件幸存者代表受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亲切接见。重视历史的春风，缓缓吹动。

　　1993年6月29日，又一个“6·30”的前一天，在中日友好人士的大力推动下，《花冈悲歌》展览在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

　　一个身份最为特殊的大馆来客，来到了开幕式现场。

　　这个浓眉、圆脸的老人叫越后谷义勇，当年的日本监工。当年，他没有侮辱虐待中国劳工，还暗中帮助他们，被称为“小孩太君”。1945年6月27日是他值夜班，劳工们不忍心杀害他，才把暴动推迟了三天，改为6月30日。

　　几十年后，越后谷义勇才终于知道了这段缘由。当终于见到劳工幸存者时，作为一个不能言语的偏瘫病人，他只能一次次嚎啕大哭。

　　白发苍苍的中国老人却主动蹲了下来，拿起了毛巾，温和地擦着这个日本人的眼泪。

　　超越政党的祭奠

　　大馆市政府官方支持“6·30”大会，是从1985年左翼的社会党市长山健之郎开始的。

　　当时说服市长的人之一，就是谷地田恒夫。“作为左翼市长，他选举必须有工会的支持。而作为工会组织的负责人，我以组织为后盾，向市政府提出了市民要求书。市长也毅然开了这个先河。”

　　“我认为，中日友好是要建立在具体行动的基础上，我进行的就是具体的行动。”谷地田恒夫说。

　　而1991年，保守派的自民党市长小畑元上台了。各方中日友好人士都非常紧张：“他还会不会继续追悼中国死难者？‘和平纪念日’会不会取消？”

　　当2013年6月29日，花冈受害者遗属“80后”、“90后”来到大馆市政府时，等候他们的正是现任市长小畑元。

　　“几十年来，这个市的行政区划变了，市长变了，连执政党都变了，但是每年6月30日的祭奠，从来没有停过。在我任上，也不会停。”小畑元对遗属们说。

　　他从1991年开始成为大馆市长，已连续五次选举获胜。一直当了22年市长的他，是全日本现任市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纪录的保持者。

　　“每年都要见一次这位市长，几乎跟七夕节一样成了惯例。”同行的田中宏教授笑说。

　　小畑元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自己不是花冈人，但是先辈曾经是大馆市人。‘6·30’活动不是政党决定的，它是超越政党的问题。因此我一定会继续下去。”

　　“6·30”追悼大会，超越的不仅是党派。

　　1995年，谷地田恒夫为花冈暴动中死亡的日本监工4人举行五十周年追悼会。这是仅限于私人家庭的追悼。其中，来的就有监工桧森昌治的女儿节子。

　　她是一名遗腹子，被爷爷奶奶养大。结婚登记户籍时，她发现自己是养子，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她一直以为父亲是一个和蔼、优秀的宪兵，他从中国负伤回来，先当了老师，后来才到矿山当监工，不相信花冈惨案的历史。”

　　谷地田恒夫告诉她：“我是作为加害者一方，一直开展和平运动。”他送给她很多资料：“如果你的心和我们一致了，请再来大馆。”

　　一年后，节子真的在“6·30”活动时回到了大馆。面对杀死父亲的耿淳，节子女士哭着道歉。

　　耿淳对她说：“你没有罪，你的父亲也是受害者，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错。”两人握手。

　　为什么大馆市能坚持这么多年，祭奠花冈暴动死难者？

　　小畑元说：“首先，我认为花冈事件是非常悲惨、绝对不该重演的。必须有人道主义的底线，中国人、日本人同样是人，在过去，日本人伤害了同类的尊严。为了不再重蹈覆辙，首先就是要祭奠死难者。第二，不幸的历史事件不能被埋没在故纸堆里，发生了的事件不能否认，必须要向后代传达历史的真相。”

　　现在，遗属能轻松登上狮子森山。爬山的路是市政府特地为他们而修的。由于中方有不少老年遗属，市政府每年都安排两名护士全程陪同。

　　当市长与花冈死难者遗属骆勐握手时，骆勐用日语说：“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市长笑着回答：“是的。”

　　历史就是要刻在石头上

　　2013年6月30日，大馆晴空万里，仪式终于到来了。小畑元市长献上死难者名单。默哀时，王洋洋的头低得特别低。市长面对慰灵碑鞠躬，然后开始念悼词。他最后念出了自己的名字，这样做已有22年了。这个日本人向遗属深深地弯下了腰，中国遗属坐着躬身回礼。

　　中国驻日大使馆也派遣了公使参事官前来致辞。田中宏教授回忆，1990年的“6·30”追悼大会，当时中方派来的外交官员是王毅。现在，他已经是中国外交部部长了。

　　献花的人群中，有一位颤巍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她叫酒井和子，曾任东京都某区议员。她长年参加反战活动，前几年中风了，但是今年依然赶到了大馆。

　　因为这里，仿佛有一面无形的旗帜。

　　小畑元如此阐述大馆市人民的历史观：“纪念碑所在的，就是老百姓的墓地。有的老百姓去给自己家扫墓，都会供奉中国死难者的纪念碑。我们纪念馆出钱也是由市议会讨论通过的，不是由市长说了算的，也可以看出整个市议会对此的支持。”

　　但谷地田恒夫也坦承，现在大馆市的一代和平人士正在逐渐老去。

　　“我们已经不能说是老龄化，而是高龄化了！75岁以上的人越来越多。”曾经在“6·30”活动中为历史作证的市民滨松健二，已经于4年前去世了。另一位目击者三浦房子老太太，现在已经患上老年痴呆症。

　　在今年的“6·30”大会现场，约有160人到场。大馆本地的年轻人做着准备便当、白菊花的后勤工作。

　　37岁的津屿龙辉，是最年轻的“花冈和平纪念会”成员。“6·30”这天，他带着半人高的小儿子、女儿来参加。“我告诉他们好多外国人都去世了，具体的历史，等他们长大了再教。”

　　作为一名普通公务员，津屿龙辉不赞成现在的日本右翼企图修改和平宪法。“2010年，我去南京参观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北京参观过抗日战争纪念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也感觉到日本人在亚洲各国都没有被友好对待，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态度。”他说。

　　今年第一次来参加“6·30”大会的，还有岩手大学日本近现代史专业的5名学生。

　　“我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大学老师用一节课讲了这段历史，此前完全不知道。我认为日本不能否认这段历史。”一名女生说。

　　小时候，谷地田恒夫的父母吓唬小孩常说：“蒙古人来了！”“现在距离元朝攻击日本已经有700来年的历史了。我认为700年以后，中国人吓唬小孩也还是会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还会留下影响。”

　　“所以，我希望告诉中国人，在日本，也一直有人在反省。为此，我一直努力筹钱、宣讲历史。”谷地田恒夫说。在花冈事件纪念馆筹款中，他自己捐了200万日元。“我家是夫人管钱的，所以那次我是很认真地低头和夫人商量，最后夫人还是赞同了。”退休后，他也不断捐出自己的退休金。

　　在今年的“6·30”活动结束时，人们挽起手来，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是28年来的第一次。

　　出人意料的是，提议者是此次活动最年长的日本人——90多岁的町田忠昭老先生。他也能用日语唱《义勇军进行曲》。耿淳在世时，他们曾经合唱过。

　　“从1994年开始，我每年都来参加‘6·30’活动。很多中国遗属都会在现场痛哭，我觉得不能每次这样，应该让先辈们看到60多年以来改变了的新中国。所以我觉得必须唱中国国歌。”町田先生说。

　　近期，中日关系再次趋向紧张，此时此刻依然坚持追悼活动的小畑元，也表达了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两国关系很复杂，但对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真正铭记战争的不幸历史，世世代代传下去。日本有一句俗话是‘给别人的恩惠要丢进水里，自己接受的恩惠要刻在石头上’。我们的历史就是要刻在石头上，这样才能真正加强友好关系。”

　　“您认为，应当如何真正加强中日友好？”

　　面对这个问题，喜欢看《三国演义》的小畑元市长，低头在纸上写了一个字“鉴”。这个词就是镜子的意思。“把花冈悲惨的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正视历史。”

　　“这次来越来越感到，当年的日本人也算是人吗？难道他们打在人肉上，不会难受吗？但是我也发现，也有很好的日本人。看这些老先生真是不容易。”王洋洋说。

　　在2000年，谷地田恒夫因为糖尿病恶化，做了截肢手术，成为了5级残障人士。这正是在花冈遗属起诉鹿岛建设公司，成功和解前不久。但他还是赶到北京，参加和解成功的报告会。距离手术完成不到一个月时间。

　　“町田先生对我说：‘你还很年轻呢！你还要加油到我的岁数，还要加油20年，把事实传递给大家。’”谷地田恒夫笑着说。

　　“中国的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时间内，能得到一定的成果。我认为大馆市就是一定的成果。”町田老先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口头上说中日友好是很简单的，但必须再次起誓不再重演战争的悲剧。这样的信念必须传递给新一代。否则历史就会被遗忘。”小畑元最后的话，掷地有声。本报记者 庄庆鸿文并摄